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

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第三，要在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