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

解决这些问题，现有军费开支的一半甚至更少就足够了。可见，美国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还有别的动因，那就是军工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这个利益集团既已形成，它就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渲染美国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特别是崛起大国的威胁，鼓吹美国肩负着维护世界秩序、推进民主等“天定命运”，成了它要求美国政府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依据。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会有一些战略专家、政客帮助它摇旗呐喊。久而久之，在美国形成了“黩武主义”或“武力哲学”。
第二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对这种“武力哲学”做过精辟阐述： “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国家，我们站得高，因而比其他国家对未来看得更远……” -21奥尔布莱特是民主党人，其对外政策思想当属自由派，是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看问题，因此强调美国的“天定命运”。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则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使用武力的偏好。他引用英国的一句谚语：“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美国已经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当然不会甘心让它闲置无用，所以要寻找使用的对象。而钉子和锤子又会形成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钉子越多，就越需要有更强大的锤子。奥巴马是民主党人，虽然不像布什政府和共和党那样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但也不能摆脱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
对华政策“逆转”更是战略考量
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但那只起辅助作用。因为毕竟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党派利益、利益集团因素虽然会卷入其中，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事务中，美国两党通常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就有高度的一致性。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因政党轮替而发生重大变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所奉行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以合作、接触为主，辅以防范、牵制。
冷战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球战略，为实现这个总目标，美国要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在这个框架中，中国扮演着双重角色，有些方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有些方面是合作伙伴。正是因为这样，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直到1997年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才算比较明确下来，即以接触为主，但是并末放弃牵制、遏制。布什上台初期，大有将对华政策由接触为主转为遏制为主之势。但是， “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大幅度调整全球战略，将反恐、防扩散、整治极端伊斯兰势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牵制、防范因素并未消除，因为美国仍然在贯彻原有的霸权战略。实际上，美国是将霸权战略与反恐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霸权战略是适用于整个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而反恐战略则是适用时间相对较短的阶段性战略。
2006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塑造中国”作为对华战略的目标。报告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大大改变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美国应当尽量将崛起的中国塑造成美国的合作伙伴，阻止中国强大后变成美国的敌人：但是，中国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到底在崛起后走向何方，是成为美国的伙伴还是敌人，是很不确定的，所以美国要作好防范的准备；防范的办法就是加大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布置，同时加强原有联盟体系。 奥巴马上台后，一些智库还提出了“平衡”中国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同日本、印度、韩国、印尼等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来抵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继续主导亚洲事务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牵制、平衡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据此，未来中美关系肯定会麻烦不断， “好也好不到哪里”。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逆转”确实让人感觉太猛了一些。直到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之时，美国对华政策仍然相当积极，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出要建立战略互信，关注中国的核心利益。可是才仅仅几个月，美国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不仅没有了发展美中“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姿态，反倒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布什政府，比如插手南海问题、在钓鱼岛争端中公开支持日本。出现这种局面，与双方战略沟通不够，造成逆向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当中国认为美国的一些做法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而强烈反对时，美国则认为这是中国傲慢的表现，中国不愿意成为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还想趁美国深陷金融危机需要中国帮助之时，试图将美国赶出东亚。于是，美国只能通过加强其原有的同盟体系来牵制中国，拉拢东盟国家来“平衡”中国，并高调宣称要“重返东亚”。不过，战略沟通不够只是加剧了“逆转”的程度，而不是“逆转”的根本原因。
在观察美国外交时，还需要注意到，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逆转”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罗伯特·卡根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头两年的外交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向所有人，尤其是敌对势力展现更加友好的面孔，以修补美国的全球形象；第二阶段将是重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即使这意味着挑战一些国家并让另一些国家失望。卡根还认为，如果说第一阶段是“重启”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将是发现“重启”的界限，并在发生意见分歧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如果说第一阶段致力于改变布什时代的做法，那么第二阶段将抛弃这种自我强加的束缚，追求传统的美国利益与原则，即使布什也曾这样做过。卡根通过对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次讲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次是2009年7月15日，另一次是2010年9月8日。卡根认为，前一个讲话“听上去像一位教授对国际关系的幻想：她谈到用‘巧实力’解决‘多伙伴世界’的‘集体行动问题’。她强调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却只用一个毫无生气的段落简要谈及传统的民主盟友。”而后一个讲话中“没有不切实际的外交关系言论，她既谈到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也谈它们是‘威权主义国家’。她用10个段落淡论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根本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改善关系。”卡根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评价，不一定十分准确，比如他称美国“重启”对华关系，就不符合事实，因为布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就已经相当积极，谈不上什么“重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只是在对俄罗斯关系上用了“重启”这个字眼。但是，卡根所分析的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