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
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却是成立的，尤其是在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上，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有明显的不同，而重视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则与对华政策变化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奥巴马对华政策“逆转”是其总体对外政策调整的一部分。
战略专家助推美国对华政策 “逆转”
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由总统及其外交班子来制定，但是思想库和战略专家则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战略专家们提出来的，是他们提供可供政府选择的方案。不同流派的战略专家对政府影响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四股战略思想和力量。第一股是传统现实主义，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些人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遏制。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崛起大国才是心腹大患。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很受美国军方和老保守派的欣赏。
第二股是新保守主义，罗伯特·卡根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派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后来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第三股是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内任过职的许多战略专家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摩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自由派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最危险的。
第四股是理性现实主义，许多在共和党内任过职的战略专家如基辛格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这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影响较大。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对华政策则主要受理性现实主义影响。随着布什退任，再加上美国在伊拉克遭遇挫折，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剧减，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新保守主义的许多主张很得自由派的赞同，至少在推进民主这个大目标上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是吸纳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这两个流派的战略专家。执政初期的政策，理性现实主义的色彩较浓，而到了罗伯特·卡根所说的第二阶段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同时还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而这两个流派对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实践都做出了负面的解读。传统现实主义盯住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及航天力量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同周边国家的争端及同美国的较劲，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自由主义则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所带来的挑战，突出“中国模式威胁论”。这两种认知都促使奥巴马政府“逆转”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逆转”，但未质变
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将主要战略矛头指向中国，就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因为，毕竟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等还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恐防扩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军虽然撤出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局势仍然前途未卜，美军还有“二进宫”的可能；奥巴马的“阿富巴战略”绝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目的的；伊朗核问题几乎成了让美国既头痛又无解的难题；从美国纪念“9-11”事件九周年的各种景象来看，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核恐怖主义”的前景更使之雪上加霜。这些安全难题的存在使得美国极不愿意再制造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强大敌人”，更何况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的国家还不止中国一个。
再者，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密切到难分难断的程度，在将中国制造成“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及美国自己。美国人是非常务实的。美国战略家明白，如果美国执意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至多只能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延迟，但最终中国还是会崛起：但是，与中国为敌肯定会使美国霸权衰落得更快。这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大目标，因为美国的大目标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而不是简单地阻止某个大国崛起。当然，大国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来说，应对大国崛起之道无非两条：一是与崛起大国合作，并借此进一步发展自己，巩固霸权，甚至必要时与之分享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牵制：二是同崛起大国对抗，最终导致自己加速（行政管理论文） 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可能乘势崛起。两条道路，前者肯定是上策，而且也是目前美国的选择。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意图很可能是进行战略试探，即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到底在哪里。美国的另一个意图是向亚洲盟友显示其重返东亚的决心，以便让那些盟友能放心地追随美国，同时遏止有些盟友已经出现的离心倾向，比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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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专家助推美国对华政策 “逆转”
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由总统及其外交班子来制定，但是思想库和战略专家则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战略专家们提出来的，是他们提供可供政府选择的方案。不同流派的战略专家对政府影响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四股战略思想和力量。第一股是传统现实主义，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些人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遏制。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崛起大国才是心腹大患。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很受美国军方和老保守派的欣赏。
第二股是新保守主义，罗伯特·卡根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派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后来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第三股是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内任过职的许多战略专家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摩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自由派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最危险的。
第四股是理性现实主义，许多在共和党内任过职的战略专家如基辛格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这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影响较大。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对华政策则主要受理性现实主义影响。随着布什退任，再加上美国在伊拉克遭遇挫折，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剧减，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新保守主义的许多主张很得自由派的赞同，至少在推进民主这个大目标上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是吸纳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这两个流派的战略专家。执政初期的政策，理性现实主义的色彩较浓，而到了罗伯特·卡根所说的第二阶段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同时还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而这两个流派对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实践都做出了负面的解读。传统现实主义盯住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及航天力量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同周边国家的争端及同美国的较劲，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自由主义则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所带来的挑战，突出“中国模式威胁论”。这两种认知都促使奥巴马政府“逆转”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逆转”，但未质变
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将主要战略矛头指向中国，就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因为，毕竟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等还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恐防扩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军虽然撤出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局势仍然前途未卜，美军还有“二进宫”的可能；奥巴马的“阿富巴战略”绝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目的的；伊朗核问题几乎成了让美国既头痛又无解的难题；从美国纪念“9-11”事件九周年的各种景象来看，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核恐怖主义”的前景更使之雪上加霜。这些安全难题的存在使得美国极不愿意再制造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强大敌人”，更何况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的国家还不止中国一个。
再者，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密切到难分难断的程度，在将中国制造成“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及美国自己。美国人是非常务实的。美国战略家明白，如果美国执意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至多只能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延迟，但最终中国还是会崛起：但是，与中国为敌肯定会使美国霸权衰落得更快。这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大目标，因为美国的大目标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而不是简单地阻止某个大国崛起。当然，大国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来说，应对大国崛起之道无非两条：一是与崛起大国合作，并借此进一步发展自己，巩固霸权，甚至必要时与之分享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牵制：二是同崛起大国对抗，最终导致自己加速（行政管理论文） 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可能乘势崛起。两条道路，前者肯定是上策，而且也是目前美国的选择。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意图很可能是进行战略试探，即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到底在哪里。美国的另一个意图是向亚洲盟友显示其重返东亚的决心，以便让那些盟友能放心地追随美国，同时遏止有些盟友已经出现的离心倾向，比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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