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生命哲学——一种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考察
尔奇发现，基督教神学也很难逃避历史自身发展的法则，因为历史法则具有普遍性特征，这就使得神圣理性或者神圣生命也必须以永远鲜活和永远独特的个体化的形式不断地显示自己。同样，在面对19世纪的宗教史和比较宗教的发展过程时，施莱尔马赫为基督教引入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也提出了为基督教的绝对有效性奠基的问题。
第二种方向的生命理解所引向的问题是非理性问题。在这种理解看来，生命只有在它自己的完满性中，在它全部的模糊性和私密性中才能够被体验到。现代人的那种情感能力以没有“前见”地逐渐触伸到生活的所有可能的领域。理性的态度被看作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态度，自有其本身的界限，同时其他的态度也应该得到培育，但这种培育不同的生命可能性的做法却给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生命自身失去了它本来就应该具有的那种总体性。从这种方向出发，我们无法避免生命最后走向纯粹的唯我主义和私人性，肉身主义和缺乏规定性。它要么是一个任意的自我设定，要么无可奈何地服从支离破碎的倾向。
海德格尔没有像别的思想家那样试图调和这二者，或者试图充当没有原则的居间调停者，以抹平这两种方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能事，而是力图回到问题的本源，也就是产生问题自身的源头。同样，海德格尔既不像当时流行的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那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文化当中以缓和这种矛盾，也没有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心理学的经验之中，并以此来理解哲学的普遍功能。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种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怀疑论。于是，他从根本上放弃了为这个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对立者搭建一座桥梁的做法，因为这条鸿沟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合理的，故而要追溯问题的根源：这种对立的合理性何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对立是真实的吗？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面临着这种困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达到一种彻底的现象学境域，因为真正的现象学方法所处理的大多是基本的哲学概念：对象性，经历的处境等等。因此，寻求概念意义的澄清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危险：那就是这种探究常常会在某个步骤上停止不前，只关心某些个别的意义而完全忽视了对于意义的全部语境的考察。而意义之所以被称为“意义”，是因为它们指向不同的对象领域，于是问题变成了这些不同的对象领域如何才能相互通达的问题。澄清这些东西也就预设了对这些对象和意义的统摄可以在其中加以综合考察的那个境域。
这样，已经变得非常清楚明了的是，现象学的解构根本不像从字面上看去的是一种纯粹的消解，相反，解构既是有章可循的，也是有所建构的，其内在的方法恰恰可以直接通达问题的本源。单个的意义首先必须被看作是不充分的和含糊不清的，而且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特征，当它们出现在事实性生命过程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在那种非决定性之中。这种自在的非决定性指向语境，而对于语境的追求是为了揭示概念的意义。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必须理解前概念。所谓前概念，也就是指意义语境的前构形和理解处境语境的动因。当然，这种前概念不是我们要探寻的那个最终境域，而恰恰是要回溯到从哲学上来说最为基本的经验的那个东西。每一个现象学的一批判的解构都是“和前概念绑缚在一起的”，而且是随着它所指向的那个意义语境的构形而产生的。因此，现象学的解构并不是源初的，基本的，它只是要回溯到全部哲学问题从其中产生出来的那个基本的现象学经验。但是，它也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可以被我们随意省略或者忽视。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哲学方法的目标，因为哲学不属于定义和普遍概念的领域，而是属于事实性的生命经验之完满性的领域。
然而，这种完满性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某种实证主义哲学。哲学的对象并不都是事实性经验，因为每一种事实性经验都在它的意义性特征( Be-deutsamkeitscharakter)中有它的本源结构。但是，这种特征在某些语境当中会消退，被经验到的东西会从它的本源的可通达性中“跌落（abfCillt）”，从而在它的本源性中变得不可通达了。这种消退会影响经验的方式（关联意义），以及由此而影响生命的反应（实行特征），以致于在其中所经验到的东西最后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它被吸纳进了日常的生活方式，经验再也没有“意义”所要求的那种和我之间的关联了。所有的知识和兴趣，所有的教育内容等等，都以同样的方式退化了，这样，就需要我们努力把这种纯粹功能性的关系重新转变为本源性。如今，我们的事实性生命当中已经遭到了科学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到处侵袭，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恢复它的本源意义，并从它的这种已经退化了的状态全面回复到它的本源性。这就是现象学欲对生命哲学予以解构／建构的旨趣之所在。
在1920年暑期讨论班讲座之后，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生命概念最有帮助的当属海德格尔写于1919 - 1921年期间的一篇论文——《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在这篇被雅斯贝尔斯看成是唯一看到了他自己的工作的不足的论文中，海德格尔不仅对雅斯贝尔斯的生命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清理，而且对于整个生命哲学及其最终可能性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在对那托普和狄尔泰予以全面的批判之后，海德格尔开始在这篇论文中着手对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进行解构。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雅斯贝尔斯作为批评对象，决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目的，在他看来，这本书的成果早已经接近问题的真正边缘，雅斯贝尔斯的问题意识和他的方法的真正倾向和基本动机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部著作强调作为整体的心理学应该让人认识到“人是什么”，并且它旨在检视“心灵生活的限界”，从而为心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总体视界，因此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对雅斯贝尔斯的批判必然是一种放弃在固定的方向标准意义上的批判，但这并不等于不加批判地支持一种悬而未决的、毫无差异的、调和一切的折衷主义。批判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批判，是没有前提的批判，是悬搁起一切成见的批判。这种无前提不是指我们把在那种本己的历史处境里已然现成存在的东西扩大开来，并扩大到事情本身( die Sache selbst)的自在之中，而无视于事情自身的一个固有特性，那就是，一切直观之发生，都是在某个确定的方向和某种预先取得境域的前概念之中。本源性的意义并非处在历史之外或者超越于历史的理念，相反，“无前提性本身唯有在事实性地以历史为取向的固有批判之中才能被赢获。”‘21´P7’海德格尔反对任何一种具有确定取向的批判标准，反对以某种凝固的理想来衡量雅斯贝尔斯的思考，而要求批判或者探究“必须完全具体地实行在一种具有确定方向的、精神历史上的对传统的解构( Destruktion)中。这种解构任务相当于那种阐明，即对于哲学的基本经验从中源起的那些给出哲学动机的源始情境的阐明。”
在对雅斯贝尔斯的著作的两个任务的阐明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世界观的心理学所要考察的是心灵之整体，而世界观方面的运动必须根据极限处境来理解。心灵生活的这种处境会引起特定的反应，并且这些反应总是发生在作为其中介的心灵生活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所以，与世界观 《海德格尔与生命哲学——一种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考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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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向的生命理解所引向的问题是非理性问题。在这种理解看来，生命只有在它自己的完满性中，在它全部的模糊性和私密性中才能够被体验到。现代人的那种情感能力以没有“前见”地逐渐触伸到生活的所有可能的领域。理性的态度被看作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态度，自有其本身的界限，同时其他的态度也应该得到培育，但这种培育不同的生命可能性的做法却给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生命自身失去了它本来就应该具有的那种总体性。从这种方向出发，我们无法避免生命最后走向纯粹的唯我主义和私人性，肉身主义和缺乏规定性。它要么是一个任意的自我设定，要么无可奈何地服从支离破碎的倾向。
海德格尔没有像别的思想家那样试图调和这二者，或者试图充当没有原则的居间调停者，以抹平这两种方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能事，而是力图回到问题的本源，也就是产生问题自身的源头。同样，海德格尔既不像当时流行的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那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文化当中以缓和这种矛盾，也没有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心理学的经验之中，并以此来理解哲学的普遍功能。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种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怀疑论。于是，他从根本上放弃了为这个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对立者搭建一座桥梁的做法，因为这条鸿沟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合理的，故而要追溯问题的根源：这种对立的合理性何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对立是真实的吗？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面临着这种困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达到一种彻底的现象学境域，因为真正的现象学方法所处理的大多是基本的哲学概念：对象性，经历的处境等等。因此，寻求概念意义的澄清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危险：那就是这种探究常常会在某个步骤上停止不前，只关心某些个别的意义而完全忽视了对于意义的全部语境的考察。而意义之所以被称为“意义”，是因为它们指向不同的对象领域，于是问题变成了这些不同的对象领域如何才能相互通达的问题。澄清这些东西也就预设了对这些对象和意义的统摄可以在其中加以综合考察的那个境域。
这样，已经变得非常清楚明了的是，现象学的解构根本不像从字面上看去的是一种纯粹的消解，相反，解构既是有章可循的，也是有所建构的，其内在的方法恰恰可以直接通达问题的本源。单个的意义首先必须被看作是不充分的和含糊不清的，而且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特征，当它们出现在事实性生命过程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在那种非决定性之中。这种自在的非决定性指向语境，而对于语境的追求是为了揭示概念的意义。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必须理解前概念。所谓前概念，也就是指意义语境的前构形和理解处境语境的动因。当然，这种前概念不是我们要探寻的那个最终境域，而恰恰是要回溯到从哲学上来说最为基本的经验的那个东西。每一个现象学的一批判的解构都是“和前概念绑缚在一起的”，而且是随着它所指向的那个意义语境的构形而产生的。因此，现象学的解构并不是源初的，基本的，它只是要回溯到全部哲学问题从其中产生出来的那个基本的现象学经验。但是，它也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可以被我们随意省略或者忽视。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哲学方法的目标，因为哲学不属于定义和普遍概念的领域，而是属于事实性的生命经验之完满性的领域。
然而，这种完满性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某种实证主义哲学。哲学的对象并不都是事实性经验，因为每一种事实性经验都在它的意义性特征( Be-deutsamkeitscharakter)中有它的本源结构。但是，这种特征在某些语境当中会消退，被经验到的东西会从它的本源的可通达性中“跌落（abfCillt）”，从而在它的本源性中变得不可通达了。这种消退会影响经验的方式（关联意义），以及由此而影响生命的反应（实行特征），以致于在其中所经验到的东西最后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它被吸纳进了日常的生活方式，经验再也没有“意义”所要求的那种和我之间的关联了。所有的知识和兴趣，所有的教育内容等等，都以同样的方式退化了，这样，就需要我们努力把这种纯粹功能性的关系重新转变为本源性。如今，我们的事实性生命当中已经遭到了科学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到处侵袭，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恢复它的本源意义，并从它的这种已经退化了的状态全面回复到它的本源性。这就是现象学欲对生命哲学予以解构／建构的旨趣之所在。
在1920年暑期讨论班讲座之后，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生命概念最有帮助的当属海德格尔写于1919 - 1921年期间的一篇论文——《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在这篇被雅斯贝尔斯看成是唯一看到了他自己的工作的不足的论文中，海德格尔不仅对雅斯贝尔斯的生命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清理，而且对于整个生命哲学及其最终可能性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在对那托普和狄尔泰予以全面的批判之后，海德格尔开始在这篇论文中着手对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进行解构。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雅斯贝尔斯作为批评对象，决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目的，在他看来，这本书的成果早已经接近问题的真正边缘，雅斯贝尔斯的问题意识和他的方法的真正倾向和基本动机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部著作强调作为整体的心理学应该让人认识到“人是什么”，并且它旨在检视“心灵生活的限界”，从而为心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总体视界，因此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对雅斯贝尔斯的批判必然是一种放弃在固定的方向标准意义上的批判，但这并不等于不加批判地支持一种悬而未决的、毫无差异的、调和一切的折衷主义。批判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批判，是没有前提的批判，是悬搁起一切成见的批判。这种无前提不是指我们把在那种本己的历史处境里已然现成存在的东西扩大开来，并扩大到事情本身( die Sache selbst)的自在之中，而无视于事情自身的一个固有特性，那就是，一切直观之发生，都是在某个确定的方向和某种预先取得境域的前概念之中。本源性的意义并非处在历史之外或者超越于历史的理念，相反，“无前提性本身唯有在事实性地以历史为取向的固有批判之中才能被赢获。”‘21´P7’海德格尔反对任何一种具有确定取向的批判标准，反对以某种凝固的理想来衡量雅斯贝尔斯的思考，而要求批判或者探究“必须完全具体地实行在一种具有确定方向的、精神历史上的对传统的解构( Destruktion)中。这种解构任务相当于那种阐明，即对于哲学的基本经验从中源起的那些给出哲学动机的源始情境的阐明。”
在对雅斯贝尔斯的著作的两个任务的阐明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世界观的心理学所要考察的是心灵之整体，而世界观方面的运动必须根据极限处境来理解。心灵生活的这种处境会引起特定的反应，并且这些反应总是发生在作为其中介的心灵生活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所以，与世界观 《海德格尔与生命哲学——一种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考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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