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相反它占据的只是局部的和临时的主导地位，“福特主义”仍然主宰着广泛的工业 领域。这也就是说，“弹性积累”制度不应该被具体地局限在资本生产的某一个方面来 认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得利润战略的变化。因此，他强调这种战略是马克思定 义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这就意 味着，要说清当前资本主义的变化仍然必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进行。在哈维 看来，产生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性的、不如说 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即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 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空间中，它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发展。[3](p.161)
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 ，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 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 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 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因此叫“弹性生产”)。[3](p.15)
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 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5](p.393)。当然， 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如果“弹性生产”能够描 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 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也包 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 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晰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 管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 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 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弹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 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 ，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 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 术的方面、管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 技术还是管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 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 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 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 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 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 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 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 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 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对资本主 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 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赖性。(注：必须 强调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 从生产角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界定。在这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从社会发展角度强调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与物的依赖性之间的矛盾。 )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 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 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 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 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 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 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 ，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 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 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赖对 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 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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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 ，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 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 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 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因此叫“弹性生产”)。[3](p.15)
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 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5](p.393)。当然， 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如果“弹性生产”能够描 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 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也包 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 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晰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 管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 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 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弹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 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 ，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 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 术的方面、管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 技术还是管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 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 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 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 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 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 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 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 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 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对资本主 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 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赖性。(注：必须 强调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 从生产角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界定。在这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从社会发展角度强调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与物的依赖性之间的矛盾。 )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
。这个双重政 治意义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第一次考察商业的政治意义以来，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 ，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重 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估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 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 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 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 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 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 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 ，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 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 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赖对 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 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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