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贝克、赫尔德等人提 出“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规制学派理论家、后工业社会理论家 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高级社会转型抱有更高的期望 ，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弹性生产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 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离开这个 核心来讨论解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未来社会想象方面必须讨论资本主义 控制方式的变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观上，新型的权力控制呈现了与资本主义先前阶 段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1)使财 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强了管理权力，管理“革命”使得财富从多数人向资本拥有者和管 理者的巨大转变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财富已经集中在20%的人手中，产生 了有些学者断言的20/80的社会；从统计数据看，新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 展开，据美国96/97年度《社会学年鉴》资料，从1980年到1992年，美国底层25%的人平 均家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 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 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注：数 据来自：Socioligy 96/97,Duahkin Publishing Group,p.116;Berch Eerberogh,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formation,London,1994,pp.51-56.)(2)无论是跨国公司 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 扩大利润的空间。(3)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 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4)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 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 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 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5)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公司文化成为管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 “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 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战略已经转移 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管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 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准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 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 依赖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 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资本生产和管理实践的变化直接导致新型的辩护形式。这些辩护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意 识形态表现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会”理论，它们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 30年代以来以“管理革命”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二种是80年代之后的后现 代主义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后一种，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里以第一种 形式为例来讨论“弹性生产”的意识形态后果。这种理论直接从“管理革命”出发，在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进行论证。这一点从所谓管理革命 开始一直就是西方强劲的思潮，例如，“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这 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话即是：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 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6](p.157)正是顺着这种思路，1932年 贝利和米因恩提出“管理革命”思想，贝利在1959年提出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问&nbs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 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 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 ，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管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管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 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 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 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7]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社会 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 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 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 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 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 国家、劳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他们强调，从当前的信息社会的 趋势看，我们能够乐观地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未来社会关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资本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简单理解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表现，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于诸多以批判立场或以“解放”口号出现的理论如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都极大地浸润 了资本生产的特征而能够直接满足其要求，从而暗含有辩护理论的性质。这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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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弹性生产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 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而这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核心，离开这个 核心来讨论解放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未来社会想象方面必须讨论资本主义 控制方式的变化及其替代的可能性。客观上，新型的权力控制呈现了与资本主义先前阶 段不同的特征，从总体上不是放松了而是加强了。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1)使财 富更加集中。由于加强了管理权力，管理“革命”使得财富从多数人向资本拥有者和管 理者的巨大转变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财富已经集中在20%的人手中，产生 了有些学者断言的20/80的社会；从统计数据看，新型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 展开，据美国96/97年度《社会学年鉴》资料，从1980年到1992年，美国底层25%的人平 均家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 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 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注：数 据来自：Socioligy 96/97,Duahkin Publishing Group,p.116;Berch Eerberogh,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formation,London,1994,pp.51-56.)(2)无论是跨国公司 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 扩大利润的空间。(3)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 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4)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 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 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 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5)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公司文化成为管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 “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 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战略已经转移 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管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 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准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 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 依赖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 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资本生产和管理实践的变化直接导致新型的辩护形式。这些辩护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意 识形态表现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会”理论，它们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 30年代以来以“管理革命”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二种是80年代之后的后现 代主义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后一种，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里以第一种 形式为例来讨论“弹性生产”的意识形态后果。这种理论直接从“管理革命”出发，在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进行论证。这一点从所谓管理革命 开始一直就是西方强劲的思潮，例如，“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这 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话即是：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 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6](p.157)正是顺着这种思路，1932年 贝利和米因恩提出“管理革命”思想，贝利在1959年提出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问&nbs
p; 题，重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公开号召在“一致的公论”基础上认同资本主义。70年代 贝尔融合了技术精英治国论、管理革命论等，形成洋洋大观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为 80年代乐观主义的未来学和90年代“知识社会”和“后资本社会”论提供先驱理论。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 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 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 ，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管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管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 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 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 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7]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社会 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 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 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 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 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 国家、劳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他们强调，从当前的信息社会的 趋势看，我们能够乐观地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未来社会关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资本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简单理解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表现，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于诸多以批判立场或以“解放”口号出现的理论如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都极大地浸润 了资本生产的特征而能够直接满足其要求，从而暗含有辩护理论的性质。这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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