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一特征又直 接影响了左派实践和理论。
3.对左派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50年 代始，这一理论便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原西德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极大 地影响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实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理 论前提，源自西欧基督教民主党实践和前苏东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第三条 道路”普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左派政治右倾的一种口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 际学界的关注，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理论上，“弹性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赖特· 米尔斯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层问题研究、70年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普遍法治社会”的论证，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一直 存在着向自由主义右倾的事实。而在当代全球左派理论中，大批的知识经济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强调了“知识经济”是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为资本生产进行辩护，在全球化 背景下，诸如《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人士也强调“如今现实的左派惟一 的起点就是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对其制度的威胁”， 因此要求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使具有40年传统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取消了该 刊的连续编号而代之以“第二系列”。当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中，也存在对上述 倾向进行批评的立场，例如有学者直接对《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改版提出批评，认为它 是自杀[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领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左派学者，例如哈维，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适应 能力是它在阶级斗争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不断产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围。因此，他们强调，在全球层次上重新绘制新的阶级之图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诸如杰姆逊、斯克莱尔等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管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普遍的繁 荣，泰罗在管理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结束劳资之间的战争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它又在当 代被后现代管理重提。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管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毕竟， 资本主义能够自觉地摆脱其物的依赖性也应该是历史的幸运。但现实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强调的那样：后周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许许 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占优势的、经过改良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9](P.4)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它的实质。
三、弹性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从不同的角度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对我国亦不例外。不过，特殊的是，由于当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会主义 制度的退缩为代价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我国谋求民族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两大 历史任务有着深层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 们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制度特征出发，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资 本主义前提下，通过向它学习而不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和体制。应该说，改革开放 以来，从80年代邓小平强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到90年代江泽民要求掌握先进的 生产力和文化，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实践中都有着正确的认识，也取得了历史性
1.改革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习
马克思强调过：“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 守的。”[10](p.533)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在马克思所预期的范 围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被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作为必读书目，《 资本论》也被某些经济学家当作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教材。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讽。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当作最后社会解放的图景。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条件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因为似乎资本已经文明化与道德化了。不 过，这种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 附录》中已经注意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并非是资本家的初衷，并且这也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含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认的种 族、性别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这个时代解放的基本任务。
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相反，而是在总体资本 主义环境下通过充分借鉴这种生产的合理性而获得社会主义生长的更为广阔的前提。这 是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之中，就生产手段 而言，社会主义确实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其历史基础薄弱，同时也和我们所选 择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进行分析时，德里克把社会主义的相对落后 归结为其指导思想之时空提前的问题，即片面地按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状况而 作出的预言来直接“兑现”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在指认现实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僵化方面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资本 主义的弹性生产，我们不改革不行。这一点，邓小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会产 生“球籍”问题，而江泽民强调的“三个代表”则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续进步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定语，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因此，在宏 观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同样面临着更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忘 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们不拘泥于个别的细节，但在总体上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目标。 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这个必要的导向，在改 革过程中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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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左派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50年 代始，这一理论便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原西德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极大 地影响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实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理 论前提，源自西欧基督教民主党实践和前苏东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第三条 道路”普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左派政治右倾的一种口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 际学界的关注，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理论上，“弹性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赖特· 米尔斯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层问题研究、70年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普遍法治社会”的论证，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一直 存在着向自由主义右倾的事实。而在当代全球左派理论中，大批的知识经济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强调了“知识经济”是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为资本生产进行辩护，在全球化 背景下，诸如《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人士也强调“如今现实的左派惟一 的起点就是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对其制度的威胁”， 因此要求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使具有40年传统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取消了该 刊的连续编号而代之以“第二系列”。当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中，也存在对上述 倾向进行批评的立场，例如有学者直接对《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改版提出批评，认为它 是自杀[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领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左派学者，例如哈维，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适应 能力是它在阶级斗争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不断产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围。因此，他们强调，在全球层次上重新绘制新的阶级之图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诸如杰姆逊、斯克莱尔等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管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普遍的繁 荣，泰罗在管理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结束劳资之间的战争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它又在当 代被后现代管理重提。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管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毕竟， 资本主义能够自觉地摆脱其物的依赖性也应该是历史的幸运。但现实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强调的那样：后周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许许 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占优势的、经过改良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9](P.4)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它的实质。
三、弹性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从不同的角度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对我国亦不例外。不过，特殊的是，由于当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会主义 制度的退缩为代价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我国谋求民族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两大 历史任务有着深层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 们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制度特征出发，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资 本主义前提下，通过向它学习而不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和体制。应该说，改革开放 以来，从80年代邓小平强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到90年代江泽民要求掌握先进的 生产力和文化，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实践中都有着正确的认识，也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是，在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背景下，还是有学者主张一股脑地把 资本主义引进国内，似乎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继承它的财产，这是不负责任 的做法。在这里，我们从“弹性生产”角度谈两点看法。
1.改革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习
马克思强调过：“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 守的。”[10](p.533)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在马克思所预期的范 围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被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作为必读书目，《 资本论》也被某些经济学家当作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教材。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讽。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当作最后社会解放的图景。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条件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因为似乎资本已经文明化与道德化了。不 过，这种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 附录》中已经注意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并非是资本家的初衷，并且这也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含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认的种 族、性别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这个时代解放的基本任务。
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相反，而是在总体资本 主义环境下通过充分借鉴这种生产的合理性而获得社会主义生长的更为广阔的前提。这 是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之中，就生产手段 而言，社会主义确实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其历史基础薄弱，同时也和我们所选 择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进行分析时，德里克把社会主义的相对落后 归结为其指导思想之时空提前的问题，即片面地按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状况而 作出的预言来直接“兑现”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在指认现实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僵化方面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资本 主义的弹性生产，我们不改革不行。这一点，邓小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会产 生“球籍”问题，而江泽民强调的“三个代表”则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续进步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定语，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因此，在宏 观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同样面临着更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忘 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们不拘泥于个别的细节，但在总体上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目标。 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这个必要的导向，在改 革过程中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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