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

，大多数人将会失去方向。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例如腐败和道德滑坡等，不仅直接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以及拜物教有关，而且与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宏观社会政策以及认识上的失误直接有关。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的  深入，用自发性来替代对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调控不仅直接催化了更大面积的不良社  会风气的滋长，而且酝酿着对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进行挑战的理论实践。因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一直强调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立场和用历史来教育青年，“三个代表”等重  大问题在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突出无不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今天改革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所欲趋向的社会主义弹性生产与资  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之剥削、压迫为前提的。这  是为什么强调要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2.自力更生与内生性制度创新之路
　　全球化对我们形成的压力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从1998年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到2001  年热那亚西方8国首脑峰会，全球性的对“全球化”的抗议持续不断并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全球化带来的也并非是普遍繁荣，  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说，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甜点。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全球  眼光”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地方行动”，不能不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新中国建设  之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过去和今  天，而且在今后也将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如果说我们当前的改革旨在推动的也是一种制  度的弹性，那它的深层内涵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具有弹性的体制。
　　在今天，向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怎么学习  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现在不少人都喜欢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调  制度创新，但是却把创新本身简单地定位在移植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全盘引进  其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误解。因为，不仅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简单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另一方面诚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基本教训之一是按照早期工业化  形式来塑造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资本主义制度创新的特点来看，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强  调，它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学习，围绕科技革命所  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等等。综观今天的资本主义，既不存在全球标准齐一的生产模式，  每一种具体的生产模式亦非单个国家或单个资本家的发明，而是其不断适应条件变化摆  脱教条鼓励创新的结果。以日本为例，它能够成功地形成对美国的挑战，也绝非简单地  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而是内生性制度创新的结果。事实上，主张全盘移植西方

  “成功经验”的学者也极大地忽视了下面两个事实：第一，改革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  有优点，相反，改革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例如，在新中国  建设过程中，通过几代人努力所凝结的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它们发挥的巨  大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之际，他所尊重的不就是两个地方(  安徽和四川)的经验吗?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苏南还是浙江温州，还是山东或其他什么  地方，凡是成功的经验哪一点不是源自群众的创造?当前，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  ，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以及个别专家，为了表面的效率粗暴和简单地按照某种“先  进”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相反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创新  精神和改革的热情，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违背改革的初衷。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  充分注意。一种真正灵活性的政策应该是因时因地的创造而不是直接照搬某种先进经验  的结果。第二，在全球范围内，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移植必然  是以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为代价的，而这一点又必然是以损害民族和人民利益为前提的，  前苏东即是前车之鉴。苏东剧变已经过了10年，它有没有实现当初的梦想呢?事实摆在  那里。在今天，俄罗斯人已经从全方位开始对这10年进行反思，他们要求回答为什么多  数人现在的生活比改革之前还要差，为什么承诺的民主变成了寡头民主制度和寡头市场  ，为什么曾经以自己祖国为荣的俄国人逐渐失去了爱自己祖国的灵魂等等问题。最值得  注意的是，那些早先支持苏联解体的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形成叶利钦在其“  光荣十年”中形成“家族在国家的可耻统治”。[11]因此，在当前，强调内生的制度创  新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的外在压力，而且正是为多数人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顺利  进行的必要保障。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在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所造成的全球霸权压力下，我国社会主义改  革的真正的道路不在于照搬他国经验而是通过学习实现自我创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能够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超越资本主义，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  。
　　收稿日期：2002-06-20
【参考文献】
　　[1]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A].汪晖.文化与  公共性[C].上海：三联书店，1998.
　　[2]Charles  Sabel.Flexible  Specialisation  and  Re-emergence  of  RegionalEconomies[A].Ash  Amin.Post-Fordism:A  Reader[M].Blackwell,1994.
　　[3]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Baisl  Blackwell,1989.
　　[4]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泰罗.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8]Perry  Anderson.Renewal[J].New  Left  Review，2000，(1).
　　[9]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弹性生产、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