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金融服务贸易规范与我国金融法制建设

行业自律式的监管体制；美国的监管体系的特点是法制化、规范化、多元化，其监管体系最为严格；新西兰银行监管体系最为市场化。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依据均源于金融立法，金融法律规定的不同使各国产生了不同的监管模式。
　　3.金融法律透明度较高。根据GATS要求，任何一谈判方都必须把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无论是政府作出的，还是非政府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做出的），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同时，还要求各方每年必须向其他参加方通报其对服务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的立法和对原有法律的修改，各参加方应建立一个或多个咨询机构，以便尽快回答其他参加方的询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已经参加WTO的成员国普遍按照上述要求达到有关“透明度”。
　　4.对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在立法上均有体现。欧共体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上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建立欧共体的《罗马条约》等基本法，规定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二是理事会和执委会为执行基本法而制定的规则、指令和决定。如1977年12月12日欧共体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的理事会指令”即第一项银行业务指令；1989年12月15日欧共体又通过了“关于协调有关从事信贷机构业务的法律、规则和行政规章以及修改77/80号欧共体指令的第二项理事会指令”，该业务指令的最终目标是给欧共体金融服务提供完全自由，包括实行单一银行许可证制度、实行母国管制和相互承认原则，并对各国的银行法进行协调。1994年1月1日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第14章“金融服务”专门对金融服务进行了规定，它适用于成员国金融机构维持的措施、对非成员国投资者在本国金融机构投资的措施以及跨境金融服务如银行服务等有关方面的措施。
　　　　三、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金融法律体
　　　　（一）我国金融法制的基本框架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不论从其系统性还是开放性方面均与国际金融立法体系存在明显的差距，一些法律如《商业银行法》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出台，对外资金融机构只重管理，很少从权利义务角度进行规范。为了适应加入WTO需要，我国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完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还要根据国情做好民族金融业的保护性立法。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多层次、多角度的广义的法律组成：第一层次为国际法中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规定，主要包括GATS、FAS、谅解书、部长决议、巴塞尔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世界银行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相关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以及金融交易国际惯例等；第二层次为国内立法，包括国际多领域服务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法》、《公司法》，调整和规范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法》、规范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外汇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与该层次相关的法律还应包括《期货法》、《信托法》等，上述法律的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亦应属于该层次范畴；第三层次为规章规范，即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和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的规章规范。
　　适应加入WTO需要的金融立法不仅要包括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还应包括调整各种金融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以及解决处理国际和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纠纷的法律和配套规章细则等。金融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在借鉴外国金融立法经验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二）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金融立法步伐，先后颁行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创了中国金融立法的新局面。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管理的法律规范，二是规范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三是对外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颁行对促进我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作用，但其不适应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加以调整。
　　1.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立法的滞后性，如目前各银行广泛开展的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业务等不仅在《商业银行法》中没有规定，在其他法律中仍然没有规定，这不仅不便于维护广大客户和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操作上无所适从，立法的滞后性十分明显。其次，相当多的领域在立法上仍然是空白，如关于金融机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规，一些金融业务必然涉及的领域尚无相应法律，如金融租赁业相关立法等。再次，我国加入WTO后在金融立法上尚无明确的实施对策，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能够体现FAS的法律规范，在金融立法上没有做到接轨，甚至还没有必要的准备。立法上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普遍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了解不多。
　　2.修改调整有关金融法律。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一些金融法律和规章与FAS原则精神不尽一致，存在着不协调条款。为此，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业务范围规定，科学合理、事实求是地扩展商业银行的业

务范围，并逐步解决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将该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制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消除外国金融服务者在业务范围“歧视性待遇”和税收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外资金融机构在税收、贷款利率、收费等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同享国民待遇，同时要明确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法定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条件，依法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对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冲击；修改《境外机构管理办法》，依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业务，鼓励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培育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输出能力。
　　3.采取多种形式弥补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真空状态，同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实践中要依据规范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其次，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形式，进一步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再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完备补充；最后，对于明显违背GATS和FAS规定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理和废除。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执法。加入WTO后，金融监管当局能否公平执法，对创造“国民待遇”良好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否有效执行GATS和FAS基本要求，而且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公平开展业务。良好的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金融监管规范性、公平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4.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定保护民族金融业。GATS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对我国进行保护性立法很有启发作用。利用GATS中“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完善我国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性、过渡性立法，可以保护民族金融事业在过渡期内尽快发展，最大可能地减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国内造成的金融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WTO135个成员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加强保护性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进入中国，从法律上鼓励采用合资形式，便于国内银行业尽快掌握国际金融领域先进的管理经验，按照FSA规定，合资金融机构50%股份属于中国股东持有，这样有利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二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开业数量，尽量避免同一国家在中国设立过多的银行或过多的分支机构，防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形成垄断；三是逐步解决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中外金融机构在同一税负起跑线上发展；四是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可以考虑将其国际结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