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化因素与日本对外政策的相关性
集体才有价 值，有时甚至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换取集体利益。在对外时，则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对集 团的无比忠诚。第二、不欢迎少数意见。日本人非常重视集团内部的“和”。以集团内 部的合作与协调作为最高目标。为了使团体制度成功运转，日本人认为应该明智地避免 公开对抗。因此他们逐步养成了一定的集体技巧和品德，塑造了一种至少表面上是平和 、宽容和温顺的性格。即使内心不愿意，也不直截了当地说“不”。第三、集团内部由 严格的上下关系构成。集团由各级领导者和成员构成。领导者必须满足组织成员的所有 需要，这称为“恩”。作为回报，各级成员必须忠于上司，并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这 称为“义理”。因此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集团内部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整个集团更加紧 密。第四、竞争的集团主义。在集团内部，各成员为显示能力差异，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以不危及集团整体团结为限度。此外，目标指向型集团(goal-orientedgroup)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集团主义具有封闭性，集团内部 追求和谐统一，成员间可以进行顺利的交流。但在对外时却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称集 团外的人为“外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对“外人”的排斥。反映在国家层面上 ，则表现为强烈的“锁国”心理。
如前所述，强调集体的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这种影响也反映在 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即所谓的“一边倒”。先是倒向英国，30年代又转向德国，二 战后则长期依附于美国。日本的左翼人士则长期倒向苏联。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利益因素 在起作用，但能够依附在一个利益集团并长期共存，恰恰反映了日本国民及其决策者在 外交政策上的集团主义倾向，同时也是日本的一大“优点”。尤其是二战后，正是因为 成为日美同盟的一员，日本才能够相继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 总协定等重要的国际性机构，并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因此，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外交战略时，都首先要强调“深化日美关系”的首要目标和 “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原则。当作为集团整体对外时，日本则坚决地支持美国的 各项政策和决定。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还不十分强大的日本却坚决地同美国站在 一起，对苏联采取了经济制裁，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冷战结束后，为成为政治大国 ，日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日美同盟。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数次美军暴行的恶劣影响， 依然允许美国继续使用军事基地；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使日美成为更紧密的攻守 同盟；支持美国打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并出钱、出兵，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集团的忠诚 。
当然，作为一个集团，日美同盟不但与其他国家和集团之间存在冲突，其内部也存在 着激烈竞争，这突出表现在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不管是70年代的纤维贸易摩擦还是 9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都具有集团内部竞争的性质。当然，尽管集团存在内部竞争， 尽管随着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自主”意识的加强，日本并没有取代美国在同盟 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同盟依然十分稳固。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和“义理 ”意识。
在集团中形成的那种避免公开对抗、“以和为贵”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日本 的外交手法上。日本的外交史上虽然也有明确指责他国的记录，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求 同存异”，在国家目标和外交战略上缺乏鲜明的形象，日本外交也因此被称为“合气道 外交”。(五百旗头真，2001＜11＞：7)
除集团主义外，在日本外交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另一种民族特性就是“町人根性”。町 人出现在德川时代，主要指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人。出现初期，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在 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中排在最末。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 经济优势逐渐提高了政治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特有的影响力，以致出现了“ 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源了圆，1981：98)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 立的行事风格——町人根性。町人根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力主义，其外在表现就是无原 则性和注重实用性。
受町人固有的重商和经济至上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多元价值观，不承认惟一正 确的思想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的正义。更不会为了分对错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有违“ 和为贵”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大喜欢纠缠于抽象的理论，只要所有人都同意，符合大 众的利益，就是正确的。中根千枝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 架……日本像是一个软体动物”，(《东亚文化论坛》，1998：86)这形象地概括出町人 根性的表现之一——无原则性。表现在政治上，则给人以捉摸不定的印象。例如，德川 时代，拥护幕府体制被视为“正确”，而后来“尊王攘夷”却取而代之；二战时期，日 本大力宣扬“世界一同”，但战败后，和平民主却成为日本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日本 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人迅速表现出的积极配合态度无不感到吃惊，日本天皇甚至 专程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这种无原则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不了解日本的人常感到 &
町人根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实用主义。由于固有的无原则性，日本人缺乏不惜一切去 追求的绝对价值观念，更多地注重眼前利益，这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被称为“经济动物” 的原因。由于幕府时期的当权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商人们便利用借债的机会对幕府政 治施加影响，从而出现了前文提到的“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在今天 ，则表现为日本政治中最自信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例如，为争当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日本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拉取选票。自民党总务局长铃木宗男说：“支持 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都是接受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孙承，2001＜8＞：44)外务 省官员甚至宣称：ODA(政府开发援助)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二战后，日本通过 日元贷款、技术合作、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等手段，从经济上拉拢并控制了相当数量的东 南亚国家，实现了“经济地平的扩大”。其外交中的重商主义色彩相当浓厚。
除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外，对日本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还很多，比如日本的神 道教、佛教等精神因素。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认为，在任何伟大 的历史事件表象的背后，都存在着发展的精神动因。以西欧资本主义为例，是新教伦理 精神转换为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按照这一思维模式，我们也 应该承认，儒教、神道教、佛教都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然，尽管文化因素对日本政治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但我们不能一味夸大文化的作用 ，应该看到文化因素是以潜 《试析文化因素与日本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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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强调集体的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这种影响也反映在 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即所谓的“一边倒”。先是倒向英国，30年代又转向德国，二 战后则长期依附于美国。日本的左翼人士则长期倒向苏联。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利益因素 在起作用，但能够依附在一个利益集团并长期共存，恰恰反映了日本国民及其决策者在 外交政策上的集团主义倾向，同时也是日本的一大“优点”。尤其是二战后，正是因为 成为日美同盟的一员，日本才能够相继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 总协定等重要的国际性机构，并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因此，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外交战略时，都首先要强调“深化日美关系”的首要目标和 “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本原则。当作为集团整体对外时，日本则坚决地支持美国的 各项政策和决定。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还不十分强大的日本却坚决地同美国站在 一起，对苏联采取了经济制裁，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冷战结束后，为成为政治大国 ，日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日美同盟。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数次美军暴行的恶劣影响， 依然允许美国继续使用军事基地；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使日美成为更紧密的攻守 同盟；支持美国打海湾战争、反恐战争，并出钱、出兵，以实际行动体现对集团的忠诚 。
当然，作为一个集团，日美同盟不但与其他国家和集团之间存在冲突，其内部也存在 着激烈竞争，这突出表现在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不管是70年代的纤维贸易摩擦还是 9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都具有集团内部竞争的性质。当然，尽管集团存在内部竞争， 尽管随着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美自主”意识的加强，日本并没有取代美国在同盟 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同盟依然十分稳固。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精神和“义理 ”意识。
在集团中形成的那种避免公开对抗、“以和为贵”的性格，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日本 的外交手法上。日本的外交史上虽然也有明确指责他国的记录，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求 同存异”，在国家目标和外交战略上缺乏鲜明的形象，日本外交也因此被称为“合气道 外交”。(五百旗头真，2001＜11＞：7)
除集团主义外，在日本外交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另一种民族特性就是“町人根性”。町 人出现在德川时代，主要指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人。出现初期，町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在 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中排在最末。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 经济优势逐渐提高了政治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特有的影响力，以致出现了“ 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源了圆，1981：98)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 立的行事风格——町人根性。町人根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力主义，其外在表现就是无原 则性和注重实用性。
受町人固有的重商和经济至上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多元价值观，不承认惟一正 确的思想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的正义。更不会为了分对错而争得面红耳赤，这有违“ 和为贵”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大喜欢纠缠于抽象的理论，只要所有人都同意，符合大 众的利益，就是正确的。中根千枝指出，“日本文化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框子、形体和骨 架……日本像是一个软体动物”，(《东亚文化论坛》，1998：86)这形象地概括出町人 根性的表现之一——无原则性。表现在政治上，则给人以捉摸不定的印象。例如，德川 时代，拥护幕府体制被视为“正确”，而后来“尊王攘夷”却取而代之；二战时期，日 本大力宣扬“世界一同”，但战败后，和平民主却成为日本至高无上的奋斗目标；日本 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人迅速表现出的积极配合态度无不感到吃惊，日本天皇甚至 专程拜访了麦克阿瑟元帅。这种无原则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不了解日本的人常感到 &
nbsp;手足无措。
町人根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实用主义。由于固有的无原则性，日本人缺乏不惜一切去 追求的绝对价值观念，更多地注重眼前利益，这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被称为“经济动物” 的原因。由于幕府时期的当权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商人们便利用借债的机会对幕府政 治施加影响，从而出现了前文提到的“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皆惊”的局面。在今天 ，则表现为日本政治中最自信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例如，为争当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日本通过对外经济援助拉取选票。自民党总务局长铃木宗男说：“支持 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都是接受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孙承，2001＜8＞：44)外务 省官员甚至宣称：ODA(政府开发援助)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手段。二战后，日本通过 日元贷款、技术合作、设立亚洲开发银行等手段，从经济上拉拢并控制了相当数量的东 南亚国家，实现了“经济地平的扩大”。其外交中的重商主义色彩相当浓厚。
除集团主义和町人根性外，对日本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还很多，比如日本的神 道教、佛教等精神因素。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认为，在任何伟大 的历史事件表象的背后，都存在着发展的精神动因。以西欧资本主义为例，是新教伦理 精神转换为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按照这一思维模式，我们也 应该承认，儒教、神道教、佛教都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然，尽管文化因素对日本政治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但我们不能一味夸大文化的作用 ，应该看到文化因素是以潜 《试析文化因素与日本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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