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
，用行政命令手段 进行全盘集体化运动；用行政命令在市场上加速排挤资本主义。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当时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4](P393-394)。三是 斯大林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4](P543)，堵塞了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4](P561)导 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同资本主义市场交流，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 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联系，自己封闭了自己。五是斯大林 把社会主义的计划原则教条式地规定为惟一的指令性计划原则，[5](P280)由国家计委 编制全国统一计划经济表层层下达，像法律一样命令执行，把国民经济统得过死。六是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 家机器。[6](P150)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苏联进行大规模清洗、滥杀了大量 的无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7](P28)七是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 要来源于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缴纳额外的“贡款”。农民的“贡款” 虽然解决了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但却造成了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
斯大林在指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 、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斯大林最大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 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来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应该进一 步将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既不符合苏联 生产力水平和层次，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斯大林的工业化既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超 高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是用牺牲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实施的，因而导致了国民经 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 导致了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竞争力较弱。三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自上 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借助于行政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经济，否定经济杠杆，排斥市场机制 。其结果形成了“部门—企业”或“部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模式，造 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这种完全排斥商品经 济、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性产品经济，是苏联长期缺乏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僵化的总根 源。
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 部特权化。国家机关成了党的机关的附属品，或者说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政官员按不同级别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权益，因而形成 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 是代表他们掌权。二是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机关， 各种权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机关，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党的第一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专 断，个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监督系统和制约机制，终于使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出现“社 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异化现象，并进而走向腐败。三是干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 ，干部选拔制度委任化。苏联1936年宪法虽然也规定了新的选举制度，然而又同时规定 上级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 效的做法，使苏维埃选举名存实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久而 久之，造成了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顽症，造成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隔阂，进而损害了 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虚无化和司法机关畸形化。国家司法部门的工作受斯大林 的直接控制，内务部权力急剧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苏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 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 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严密的逻辑 力量解决思想理论的问题，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压服人；文化上、学术上的是是非非， 都要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裁决或做结论，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实行文化专制主 义。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僵 化、凝固的“左”的理论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被简单化、教 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三是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束缚 了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摧残了科学技术队伍的精华，促 进了伪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最终败北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条件还是在基本国情方面，都与苏联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一味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多 样性。他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绝对化，强迫东欧国家接 受。1948年，东欧国家被迫放弃适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特色的、深受人民 欢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从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南共联盟除外)基本上停 止了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尝试，将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使 东欧社会主义失去了勃勃生机，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生产力的萎缩以及社会经 济政治危机的爆发。东欧各国(南斯拉夫联邦除外)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苏联模 式多少有些改变，但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进进退退，这个模式基本的东西没有触动 ，其结果是东欧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都明显滞后，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赶 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共产党长期忽视党 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 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使本来就不高的党的威信继续下降， 最后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教训十分深刻。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解决由新民主主义转 变为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者的实践(从1949年到1957年约 《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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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指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 、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斯大林最大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 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来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应该进一 步将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既不符合苏联 生产力水平和层次，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斯大林的工业化既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超 高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是用牺牲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实施的，因而导致了国民经 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 导致了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竞争力较弱。三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自上 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借助于行政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经济，否定经济杠杆，排斥市场机制 。其结果形成了“部门—企业”或“部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模式，造 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这种完全排斥商品经 济、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性产品经济，是苏联长期缺乏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僵化的总根 源。
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 部特权化。国家机关成了党的机关的附属品，或者说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政官员按不同级别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权益，因而形成 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 是代表他们掌权。二是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机关， 各种权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机关，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党的第一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专 断，个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监督系统和制约机制，终于使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出现“社 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异化现象，并进而走向腐败。三是干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 ，干部选拔制度委任化。苏联1936年宪法虽然也规定了新的选举制度，然而又同时规定 上级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 效的做法，使苏维埃选举名存实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久而 久之，造成了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顽症，造成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隔阂，进而损害了 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虚无化和司法机关畸形化。国家司法部门的工作受斯大林 的直接控制，内务部权力急剧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苏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 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 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严密的逻辑 力量解决思想理论的问题，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压服人；文化上、学术上的是是非非， 都要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裁决或做结论，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实行文化专制主 义。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僵 化、凝固的“左”的理论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被简单化、教 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三是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束缚 了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摧残了科学技术队伍的精华，促 进了伪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最终败北
。一句话，苏联思想文化模式长期以来违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条件还是在基本国情方面，都与苏联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一味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多 样性。他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绝对化，强迫东欧国家接 受。1948年，东欧国家被迫放弃适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特色的、深受人民 欢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从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南共联盟除外)基本上停 止了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尝试，将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使 东欧社会主义失去了勃勃生机，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生产力的萎缩以及社会经 济政治危机的爆发。东欧各国(南斯拉夫联邦除外)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苏联模 式多少有些改变，但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进进退退，这个模式基本的东西没有触动 ，其结果是东欧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都明显滞后，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赶 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共产党长期忽视党 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 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使本来就不高的党的威信继续下降， 最后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教训十分深刻。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解决由新民主主义转 变为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者的实践(从1949年到1957年约 《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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