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

加宗教活  动。(注：冯德麦登著，张世红译：《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第180页。)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国际宗教  复兴运动的影响，穆斯林为伊斯兰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中  东国家向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提高了伊斯兰教在政治  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令东南亚穆斯林很受鼓舞，起而效法，并感到自己是不断强大的  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第三，政府的政策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在民主化的压力下，  为了获得民意民心的支持，为了凝聚复杂多样的社会，政府宣称自己是宗教的保护者。  当然，政府领导人一般不希望出现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局面，但是其政策却有助于这  种局面的出现。政治家在传媒中更多地谈论宗教问题，全国范围内实行宗教假日制，政  府文职人员也被要求穿传统服装(尤其女性)。泰国佛教徒中也有极“左”和极右的领导  人。
　　宗教极端主义极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又使宗教极端主义得  到容忍，甚至取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和同情。2001年“9·11”事件后，各国政府都认识  到恐怖主义的危害，积极支持国际反恐斗争。2002年在印尼巴厘岛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  炸弹恐怖事件，令人担心恐怖活动向东南亚蔓延。目前看来，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  织可能向东南亚突破。美国准备向伊拉克“先发制人”，可能会刺激东南亚的穆斯林，  加深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用心和政策的怀疑。东南亚各国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打击  下恢复，其民主政治也很脆弱，不仅需要各国实施正确而谨慎的政策，也需要国际社会  给予可能的援助。
　　2.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还在高涨，具有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是民族整合和国家稳定尚  不牢固，某些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特定民族状况有关，此外还须警惕民族主义的负面效  应。
　　东亚各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现代化的优异成绩，人民更加充满自信，对于民族国  家更加容易认同。现代化的结果(大众媒体的普遍化、国家政权的巩固、工业化和城市  化)也都成为冲击原来民族群体的强大力量。欧洲的民族主义因为与殖民主义相联而受  到批判，但亚洲的民族主义却因争取民族解放而获得了赞扬。苏加诺把“荷属印度”的  众多民族集合为“印度尼西亚人”，苏哈托又使他们相信，印尼人可以在经济领域有所  成就。李光耀推动在一个港口共居的人们发展成新加坡公民，并在生活水准上超过了其  以前的宗主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多民族的人民团结成一个个共同的  民族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化。民族主义将给各国发展  以更大的信心和推动。由于一些国家还比较落后(如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一些发展  较快的国家也受到内部的挫折和外部的压力(如金融危机)，现阶段民族主义总体上还是  表现出积极和正面的效应。
　　然而，控制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也非常必要。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恐怖主义、贩毒  、贩武和跨国犯罪往往与特定的民族问题相联系。例如缅、泰、老边界的“金三角”贩  毒者，主要是缅甸北部的掸族山地人、泰国和老挝的苗族山地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残  余部队。掸人、苗人经济落后，又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排斥，种植和贩卖鸦片既是他们的  生计，又是他们反政府活动的经济支持。泰国政府调整政策后，通过谈判解决了坤沙集  团的贩毒问题。目前的海盗活动已今非昔比，其组织严密，行动诡秘，装备精良，手段  残忍，销赃网络化。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1/3的海盗袭击事件发生在东南亚海域，实  际发生案可能更多。“基地”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等都在马六甲海峡频繁  活动，获取资金和物资，甚至试图截取能制造“脏弹”的核材料。
　　在传统安全领域内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政府都  在加速军事现代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如印尼增加了1.5倍，菲律宾和新加坡增加了0  .5倍。(注：[日]若松和树：《东南亚各国的扩军与对峙格局》，载[日]《军事研究》  ，2002年第9期，第78～87页。)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是因为冷战后两个阵营对峙局  面结束，各国需要独立维护安全；二是因为边境、民族、宗教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容易引发政局动荡和地区冲突，尤其是在东南亚。但是如果超过合理需要的限度、如果  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动荡和冲突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合作，也会演变成军备竞赛，反过来增  加原有问题的复杂性，使之更难解决。
　　强国和大国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往往会造成危险的恶果。日本  走上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之路，固然有其历史的条件，也与民族沙文主义达到疯狂程度  有关。今天时代和国际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但是霸权与强权仍存，强国和大国应当认清  潮流，警惕错误的选择。
　　3.东亚各国的文化是多样的，但是在三大文化圈的交汇中也形成了许多共同文化取向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更促进了“东亚意识”的觉醒。它对于东亚的崛起具  有很大意义，对于形成“世界意识”是关键的起步。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在金融危机前就受到许多批评，金融危机  后更加被轻视。虽然如何界定它和在学理上探讨，还可以长期进行，但这种提倡本身就  是历史性的标志，说明“东亚意识”的觉醒。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达所指出的，  全球生产活动的再分配，首先表现为诞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经济地区——东亚。(注：[  法]雅克·阿达著，何竞、周晓幸译：《经济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页。)“9·11”事件之后，东亚经济并未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而停滞，而  是保持了超过预期的稳定增长(日本与菲律宾除外)。因为各国进行了改革，区域内经贸  的扩大减少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东亚的蓬勃向上有多种原因，文化则是其深层原因。  尊重权威、服从集体、勤力节俭、重视教育、以家庭为核心，是各国文化普遍推崇的价  值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成果，促使本土文化变革；  又善于发挥本土文化的潜力，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扬弃，寻找到了适时适地的结合，取得  了值得自豪的成绩。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中心论”，催生了“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对于东亚各国进一步的团结、合作与整合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东亚的发  展中国家政府对于民主、人权的看法很相近，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  1993年4月2日，亚洲国家政府代表在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会议上通过的《曼谷宣  言》。现在，东盟各国又在讨论“预防干预”问题，涉及主权、安全和人权的微妙关系  ，很值得关注。东亚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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