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
成。
二、关于现实逻辑的问题
在第一步的证明中，张维迎先生没有提到企业的经营资本从何而来，只是提到企业的经营成员应当成为委托人，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在接下来的第二步证明中，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经营资本来自经营成员的自有资本和对外的负债（如果其自有资本不足的话）。于是，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张维迎先生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推论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的结论。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他的这一模型：（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2，第125至139页。）
“要研究的经济由众多个人组成，其经营能力θ∈[0,1]和个人财富W[,0]≥0各不相同。我们假定W[,0]为该经济中所有的个人所知，而θ则只为各个人自己所知。假定每一个人都属风险中性，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W[,1]，其中，W[,1]是他的最终财富。所有的个人可以在两种职业间选择：企业家或工人。企业家经营企业并获得剩余收益，工人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工资，作为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回报。”就象奴隶的简陋食物是他们向奴隶主提供服务的回报一样。“做资本家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因为这依赖于个人财富秉赋。我们区分积极的和消极的资本家。如果一个资本家选择做企业家，则是积极的资本家，若他选择做工人，则是消极的资本家。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否则别人雇佣他做工人的话而消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则获得一个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我们将假定，一个拥有W[,0]的个人可以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确保自己获得一个无风险的收益W[,0]。”
大概张维迎先生以为，这个人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不然他如何能以货币形式始终持有同样的W[,0]。事实上，我们观察不到做工人的消极资本家。如果把工人将自己的少量积蓄拿去存储或购买少得可怜的股票，就将工人也定义为（消极的）资本家是荒谬的。那是不承认量变到质变的形而上学。另外，所谓“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的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除非他的资本足够，或者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否则他这个企业家可能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白领工人而已，从而得不到剩余收益；二是，按照张维迎先生的第一步“证明”的结论，经营成员自然获得剩余收益，也就是说，是积极的资本家本身，而不是他拥有的资本，获得剩余收益。从而在这里，他是否拥有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多寡与问题无关。
“下一个假设对我们的结果是关键性的。”“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在单一时期模型中，必须假定他不能靠进一步借债来还债）。”首先，这个假设对于张维迎先生的模型的结果还不是最关键性的；其次，在出资的持股人负无限责任的假设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张维迎先生在第三步“证明”中提出的“联合企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并得出“持股人的主要功能在于挑选一个高能力的管理者，而不是去监督一个在职的管理者”（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结论呢？资本家所冒的信用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从而，张维迎先生在第二步的“证明”结果又怎么能够作为他的第三步的“证明”的前提呢？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固定的总资本，其中既包括实物资本投资，也包括劳动成本，记为K，经营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成功，将获得一个y=f(K)＞0的收益；若失败，收益为零。以r表示市场利息，以w表示市场工资。我们假定f(K)≥(1+r)k+w。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经营成功时，总收益数额足以既补偿合同规定的支付额，也补偿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做企业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把W标准化为零：w=0。”
把工资标准化为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处理。因为它同时消除了工资的高低对当企业家的影响。显然工资越低，越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但为什么必须做工人呢？因为别无选择。从而张维迎先生的“证明”，已经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了，已经属于自我循环论证了。而且这一处理还抹杀了寄生的消极资本家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因为寄生的消极资本家是不会去做工人的，当然没有工资收入；而工人是有工资收入的，尽管这个收入常常不够补偿工人的劳动力支出。通过将工资标准化为零，就抹杀了这种差别，也就避免解释为什么消极资本家不愿去做工人。
“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成功的概率p。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p=θ。这意味着，给定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足以为全部投资提供资金，他不能清偿债务的概率完全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
“企业家在向消极资本家借款之
“给定其个人财富W[,0]，一个人在做企业家还是做工人之间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经营能力θ，而且依赖于他对潜在的借款人的经营能力的期望”。
“全部人群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意愿企业家（积极资本家），一组是意愿工人（消极企业家）。在一个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哪个企业家合作的经济中，一个意愿企业家能成为一个实际的企业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他能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虽然一个个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可能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但从外人的立场来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并不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
经过一番推导，张维迎先生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此，张维迎先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W[B,0]≥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将f(50)的取值重新设定，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先令f(50)=55，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仅仅相同于市场利率。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0
也就是说，穷光蛋也有可能济身于企业家的集合内。
我们再令f(50)=67.3，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非常好，高于张维迎先生原来的假定。同样地，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50.3
注意到，K=50，这一结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潜在的放款人愿意放款。
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先生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之所以会得出这一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维迎先生假定，经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经营能力：p=θ，而与项目本身的好坏，即f(K)的大小无关。他本来想说明，放款人相信，想做企业家的资本家比想做企业家的工人应当更有“才能”，但他的模型实际上却不过是表明，放款人实际上认为，剩余价值率越高，经营者（资本家）所需的“才能”越低，从而在经营的成功与否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无关的前提下，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能放款。
三、结论
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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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现实逻辑的问题
在第一步的证明中，张维迎先生没有提到企业的经营资本从何而来，只是提到企业的经营成员应当成为委托人，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在接下来的第二步证明中，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经营资本来自经营成员的自有资本和对外的负债（如果其自有资本不足的话）。于是，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张维迎先生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推论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的结论。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他的这一模型：（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2，第125至139页。）
“要研究的经济由众多个人组成，其经营能力θ∈[0,1]和个人财富W[,0]≥0各不相同。我们假定W[,0]为该经济中所有的个人所知，而θ则只为各个人自己所知。假定每一个人都属风险中性，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W[,1]，其中，W[,1]是他的最终财富。所有的个人可以在两种职业间选择：企业家或工人。企业家经营企业并获得剩余收益，工人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工资，作为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回报。”就象奴隶的简陋食物是他们向奴隶主提供服务的回报一样。“做资本家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因为这依赖于个人财富秉赋。我们区分积极的和消极的资本家。如果一个资本家选择做企业家，则是积极的资本家，若他选择做工人，则是消极的资本家。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否则别人雇佣他做工人的话而消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则获得一个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我们将假定，一个拥有W[,0]的个人可以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确保自己获得一个无风险的收益W[,0]。”
大概张维迎先生以为，这个人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不然他如何能以货币形式始终持有同样的W[,0]。事实上，我们观察不到做工人的消极资本家。如果把工人将自己的少量积蓄拿去存储或购买少得可怜的股票，就将工人也定义为（消极的）资本家是荒谬的。那是不承认量变到质变的形而上学。另外，所谓“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的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除非他的资本足够，或者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否则他这个企业家可能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白领工人而已，从而得不到剩余收益；二是，按照张维迎先生的第一步“证明”的结论，经营成员自然获得剩余收益，也就是说，是积极的资本家本身，而不是他拥有的资本，获得剩余收益。从而在这里，他是否拥有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多寡与问题无关。
“下一个假设对我们的结果是关键性的。”“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在单一时期模型中，必须假定他不能靠进一步借债来还债）。”首先，这个假设对于张维迎先生的模型的结果还不是最关键性的；其次，在出资的持股人负无限责任的假设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张维迎先生在第三步“证明”中提出的“联合企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并得出“持股人的主要功能在于挑选一个高能力的管理者，而不是去监督一个在职的管理者”（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结论呢？资本家所冒的信用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从而，张维迎先生在第二步的“证明”结果又怎么能够作为他的第三步的“证明”的前提呢？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固定的总资本，其中既包括实物资本投资，也包括劳动成本，记为K，经营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成功，将获得一个y=f(K)＞0的收益；若失败，收益为零。以r表示市场利息，以w表示市场工资。我们假定f(K)≥(1+r)k+w。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经营成功时，总收益数额足以既补偿合同规定的支付额，也补偿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做企业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把W标准化为零：w=0。”
把工资标准化为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处理。因为它同时消除了工资的高低对当企业家的影响。显然工资越低，越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但为什么必须做工人呢？因为别无选择。从而张维迎先生的“证明”，已经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了，已经属于自我循环论证了。而且这一处理还抹杀了寄生的消极资本家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因为寄生的消极资本家是不会去做工人的，当然没有工资收入；而工人是有工资收入的，尽管这个收入常常不够补偿工人的劳动力支出。通过将工资标准化为零，就抹杀了这种差别，也就避免解释为什么消极资本家不愿去做工人。
“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成功的概率p。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p=θ。这意味着，给定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足以为全部投资提供资金，他不能清偿债务的概率完全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
“企业家在向消极资本家借款之
前，首先要用自己的资产来投资，而且，除非W[,0]＞K，否则，他不贷出资本。”
“给定其个人财富W[,0]，一个人在做企业家还是做工人之间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经营能力θ，而且依赖于他对潜在的借款人的经营能力的期望”。
“全部人群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意愿企业家（积极资本家），一组是意愿工人（消极企业家）。在一个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哪个企业家合作的经济中，一个意愿企业家能成为一个实际的企业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他能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虽然一个个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可能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但从外人的立场来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并不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
经过一番推导，张维迎先生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此，张维迎先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W[B,0]≥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将f(50)的取值重新设定，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先令f(50)=55，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仅仅相同于市场利率。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0
也就是说，穷光蛋也有可能济身于企业家的集合内。
我们再令f(50)=67.3，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非常好，高于张维迎先生原来的假定。同样地，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50.3
注意到，K=50，这一结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潜在的放款人愿意放款。
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先生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之所以会得出这一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维迎先生假定，经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经营能力：p=θ，而与项目本身的好坏，即f(K)的大小无关。他本来想说明，放款人相信，想做企业家的资本家比想做企业家的工人应当更有“才能”，但他的模型实际上却不过是表明，放款人实际上认为，剩余价值率越高，经营者（资本家）所需的“才能”越低，从而在经营的成功与否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无关的前提下，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能放款。
三、结论
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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