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

益，维持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而自发组织起来，以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钱，头区三分，刻石为令。”（注：康熙《续修商志注》，卷二，“村落”。）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撒，给钱而不给银”，使众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注：碑刻抄件，谊碑现存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内。）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注：河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3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工商会馆是为了加强对市场上流动商人的管理而建立的社会管理组织和商人自治团体。明清之际，在经商浪潮的挟裹下，大量商民为利益所驱使，抛妻别子，走出家门，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人区域流动。如何加强对市场上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商人的管理，是传统市场发展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尽管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占籍”制度来加强对流寓商人的管理，但仍不能使寄籍客地的商人从心理和行为上融入当地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为此，便需要有一个以乡土地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官府行使对本籍商人的管理，以整合官商不相交接所形成的社会管理空白。会馆作为官府与商人之间的中介社会管理组织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会馆对内作为官府特许的准官方组织，代替官府加强对本帮商人市场行为的约束和管理；会馆对外又代表本帮商人的根本利益与官府周旋，以免去本帮商人受官府的欺诈和勒索。凡此说明，明清之际的工商会馆完全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明清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正因为明清工商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易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多的带有市场化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工商会馆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工商会馆在明清时代500多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明清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其著名的例证为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说明一些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二）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工商会馆成为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城市商品买卖的市场运作场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41.）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A].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3辑）[C].1985.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三）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也使会馆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

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  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  033  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首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四是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