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运动考察与分析

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全球化扩大了贫富差距，既扩大了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加深了南北矛盾，也扩大了各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第二，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联手，利用贷款和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通过全球化推行包括金融殖民和技术殖民的新殖民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
　　第三，认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会使本国工业空心化，会减少本国的就业机会。
　　第四，认为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第五，认为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危机，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
　　第六，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侵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侵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稳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
　　反全球化运动参加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反全球化运动目标的复杂性。从要求废除贫穷国家债务到保卫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到反对新殖民主义，从反对跨国公司接管世界到反对资本主义，从反对新自由主义到反对赌博资本主义，从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世界到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公司支配的工人的社会，运动色彩斑斓，目标复杂多样。
　　　　三、反全球化运动引致的对全球化的反思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反全球化运动，推动人们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反全球化运动成为另一种全球化本身，也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研究和思考全球化问题。
　　第一，关于全球化的定义问题。
　　“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这一定义或类似定义常常被人们所引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现象。与资本自由流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在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问题上，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方面来理解，而很少认识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全球化，要使有利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全球化，而且要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美国政府图谋垄断对全球化的解释权，他们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之外，提出了“第三种全球化”。美国国务院对“第三种全球化”作了如下的解释：“当前正在出现许多由公私双方行为者共同编织而成的跨国人权网，这是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第三种全球化。”美国自封为“第三种全球化”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报告中说：“作为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建立跨国人权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还说：“美国继续领导组织新的跨国人权网。”[1]美国政府解释的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
　　第二，关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发展、中断和增强问题。
　　全球化一词的出现是新近的事。然而，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则是很早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就研究了当时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种客观趋势，并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177)这三个从属关系揭示了当时的全球化的实质。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这一历史阶段的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使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和附庸国化。
　　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化，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中断。在这些历史事件中，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苏维埃联盟的建立之外，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亚两洲的12个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超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取得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迅速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相对峙，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平行。两大阵营和两大世界市场的新格局长期中断了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趋势。
　　20世纪末期，在苏东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空前的规模和力度宣传和推行全球化，长期中断了的全球化趋势又重新得到了继续和进一步增强。
　　第三，关于全球化的利弊问题。
　　不少人断言全球化利大于弊，也有人说全球化弊大于利。这两种说法我们都不采取。原因是，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人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某些国际组织推行全球化运动，正像美国《世界日报》所说的那样，“代表着西方强势力量来领导这个一体化（在这里是指全球化——引者

）运动的正是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给它们本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全球化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确实是利大于弊。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也许将来有极少数具有特殊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个时候从全球化中得益较多，但是，现在还无法证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肯定利大于弊。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像上述美国《世界日报》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金融殖民”，“技术殖民”，“转嫁环境危机”；是像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所说的那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4]
　　美国《企业》双月刊1997年第三期发表《谁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一文，该文不同意全球化对各国都利大于弊的说法，不认为各国在全球化中都是赢家，而是认为既有赢家，也有输家。该文承认：“许多国家被抛在了一边，甚至受到了损害。”
　　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7月14日发表埃斯特万·巴伦蒂《两种全球化》一文，也不同意全球化对各国都利大于弊的说法，而是认为存在着两种全球化：“富裕国家的全球化”和“贫穷国家的全球化”。文章说：这两种全球化正被看得见的高墙越来越明显地分隔开来。在这个高墙里面有不到30个国家，其强大核心是七国集团，在这里生活着占世界11%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0%。“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努力把这种全球化变成全人类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变成永世长存的东西。”高墙外面则是另一种全球化，是贫困全球化，落后全球化，不发达全球化。巴伦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家甚至也不同程度地承认这一事实。德国《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发表布·马洛《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一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的话：“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德国总理施罗德发起的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14国政府首脑参加的2000年6月3日柏林国际会议通过的《21世纪现代国家管理柏林公报》承认：不能听任全球化任意发展，因为“全球化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5]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承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衡的，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
　　冷静思考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全球化。应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只有利而无弊，也不是只有弊而无利，而是既有利又有弊。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关于后者，人们都还记得，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这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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