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流入导致外债余额在90年代期间不断急速增大（见表4），已在泰国投入资金的投资商的不安全感迅速增强。
　　1997年7月，泰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投机性抛售泰铢的金融波动，而且很快地扩散到其他亚洲各国。到了这个时刻，过去不断流入亚洲地区的庞大资金便一齐转向流出。而亚洲各国在90年代接受的资金流入又有很大的比重是“不稳定资金”，为此这些资金要外流是很容易的。
　　亚洲地区的金融市场虽然在1997年受到了激烈的投机袭击，但仍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却能避免了外汇市场的动荡，那就是新加坡、台湾、香港。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7年6月底后的一年期间内，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幅度（下跌率）看：新加坡下跌19.6%、台湾下跌24.l%、香港下跌0.l%。从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下跌幅度看，跌幅可以说是比较缓和的。如果将上述亚洲五国的金融市场称之为“对金融投机缺乏抵卸能力的脆弱金融市场”的话，那么新加坡、台湾、香港则可以称之为“对金融投机具有较强抵御能力的强韧金融市场”。表7列示新加坡、台湾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趋势（遗憾的是，香港在1997年以前没有公开公布国际收支结构的数字）。从1991年到1996年期间，新加坡、台湾的国际经常收支差额均有巨额的顺差额；另一方面，资本收支差额则为逆差额（但小于国际经常收支顺差额），为此，它们的综合国际收支差额均为顺差额。亚洲金融危机前的90年代期间，上述亚洲五国的综合国际收支也有顺差；但值得注意的是，综合国际收支虽然同样有顺差，但其结构、性质却不相同；亚洲五国的综合国际收支顺差额主要是由来自海外的借入款组成的，而新加坡、台湾的综合国际收支顺差额则主要是由国际经常收支顺差额组成的；前者是借入的资金，后者则是自有的资金。一旦金融投机风暴掀起，这些借入款很快便回流到债权国去；而新加坡、台湾的这些顺差额是自有的资产，不会出现资金外流的风暴，为此在金融投机风暴中，金融市场没有出现什么动荡。
　　综合以上所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与这次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第4页)是颇相类似的。
　　亚洲五国的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与体制上原因如下：(1)“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与“资本市场对外急速开放”—→(2)“过剩的外国资本流入”—→(3)“不平衡的经济”与“外债余额的膨胀”—→“投资商失却信心”—→(5)“资本回流”—→(6)“外汇枯竭”与“经济混乱”。这一过程与体制上的原因与阿根廷金融危机基本上相同，也就是说，这次阿根廷金融危机与四年半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出自相同的体制上原因、在相同的历程中发生的。
　　表6　新加坡、台湾、香港的国际收支结构　（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新加坡、香港的数字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囝示金融统计》。台湾的数字引自台湾中央银行。
　　2.为什么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呢？
　　如上所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来自国外的资本（大部分是民间的短期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流入表现了很大的危险性。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对资本市场开放政策认真进行一些调整以防止外资的过剩流入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陆续发生的严重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也许可以避免。但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认真去矫正简单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却迄今少见（只有一小部分例外）。
　　问题在于，为什么阿根廷金融决策当局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仍然继续促进国外资金的过剩流入呢？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国内储蓄太少，不足于满足投资的需求
　　如上所述，阿根廷梅内姆政权在80年代末期上台执政以后，采取了积极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内，固定资本较为活跃，而由于80年代以前的高物价上涨率和金融体制的未成熟、未健全（注：居民持有银行户头的比率只有20%。（请参看W.Dobson和P.Jacquet，《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内对国际经济的金融服务自由化》，1998年版，第136页）），民众心理更倾向投资实

物（土地、黄金等）而较不倾向于选择银行存款，为此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见表7）。为此阿根廷决策当局不得不依然积极进行金融市场的开放。
　　第二、来自美国和处于美国影响下的国际机构的压力
　　80年代初期，未能全部、如期偿还外债的中南美国家和一部分亚洲国家处于未能履行偿债的地位。当时在民间银行团中，美国的银行是最大的债权银行，为此在偿债与延期偿债的谈判过程中，美国的意见很自然地便成为了国际银行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1989年3月10日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上提出，“债务国所采取的促进扩大外资投资、加强国内储蓄、容许投资资本回流的政策必须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调整计划”。（注：引自田中五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经过与教训》，日本评论社，1998年版，第42页。）其后布雷迪提出了向陷于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贷款的“布雷迪计划”设想，该设想以接受实行资本移动自由化政策作为取得援助融资的条件。阿根廷也在1992年接受了“布雷迪计划”的293亿美元长期贷款，并被减掉了93亿美元（其后又减掉了6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80年代初期，已经陷于债务危机的阿根廷为了对付债务危机在80年代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了50亿美元贷款，1991年、1992年又合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了65亿美元贷款。为此，阿根廷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走向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要求。这种状况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也无法加以改变，从而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表7　阿根廷的投资率、储蓄率（单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概览》（1998-1999年版）的资料编制。
　　2002年初，美国布什总统在“总统报告”中指出，“对于借款国来说，来自国外的资本流入带来了扩大国内生产机会的好处，为国内资本提供了各种投资的机会，增大了商品的生产与服务的提供。它们虽然也在这些增大了的生产品中拿出一部分偿还给债权方，但大部分却可以在国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总统经济报告书（美国国会咨询委员会）》，2002年2月。）；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带来了国内生产机会的扩大，以阿根廷为例看，在阿根廷积极进行金融市场积极开放过程中，在阿根廷金融市场投资最活跃的是美国的金融机关；此外，在阿根廷经济高速增长期的1991年到1998年期间，也是阿根廷证券市场为证券投资商提供了巨额投资收益的时期，而这段期间在阿根廷证券市场投资的最大投资国也是美国（占证券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从这些事实看，美国热心于推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目的更多地还是在于为拥有庞大投资资金的美国（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材料，由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组织、投资信托公司、其他投资公司等组成的美国的机关投资商的资产总额从1990年底的7万亿美元增大到2000年底的19.5万亿美元。（请参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机关投资商统计年鉴》2001年版））自己追求海外投资收益，而不是在于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机会”。
　　值得注意的还有，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在90年代以后不断增大、日趋严重化，甚至增大到大于它的外债余额（2万亿美元）的水平（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1998年美国的“净外债、余额已经突破了2.31万亿美元。（引自美国商务部BEA的内部统计））。外债的急速增大蕴藏着美元的信用度下降和美元危机的风险。为此，如何缩小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已是美国的紧急课题。
　　但从美国的国际经常收支结构看，由于美国投资资金雄厚、技术与知识资源丰富，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服务贸易收入”和海外证券所带来的“所得收入”都是收益最丰厚的强项，这两个项目的国际收入构成了美国国际经常收支结构的顺差主体。为此，美国的国际收支对策当然会把重点放在扩大这些领域的投资收益上，这一点是很值得人们加以注意的，据此分析，估计美国今后将会进一步加速借助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名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
　　但是如上文所述，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第4页)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