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

模型的区别就在于第二个命题。在熊彼特那里，非均衡被看做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变化带来的。[1](P42)不过，这样的比较也为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熊彼特的第二个命题，也就是把创新看做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有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兑现？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作为一般均衡论的补充，是否进一步暴露了后者的缺陷？
　　　　二、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及其与“动态”模型之间的关系
　　（一）熊彼特的“静态”模型
　　熊彼特的“静态”模型（又称“循环流转”）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把一切经济行为，包括生产和消费，都看做是交换。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便是各种交换关系。
　　熊彼特把活劳动贬为货物，把生产看做作为货物的劳动和产品的交换，因此，对他来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既定的需要派生的。按照边际主义价值论，消费品的价值被归结为以欲望的满足为尺度对该种消费品所做的主观评价。在对待边际主义价值论的态度上，熊彼特更接近于以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但是，为了说明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土地）的价值，他利用了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归属论”，依照这个理论，使用生产要素是为了生产出最终消费品，最终消费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身上，使它们也具有了价值。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最终生产要素只有土地和劳动两项，企业家的劳动与一般劳动没有分别，并不算作独立的生产要素，因此，产品的价值最终由这两种要素瓜分。
　　在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量的货物及效用函数的基础上，熊彼特着手说明个人的合理化行为所带来的经济体系的均衡：“有一种经济行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在手头现有的手段与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满足的需要之间，建立均衡。我们所描述的价值体系是同经济均衡的位置相适应的，而这种经济均衡的组成部分，若要加以改变（如果所有的数据都保持不变），就会使每一个人体验到他的境况不如从前。因此……对于个人就只有一个并且是惟一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必须采用；只要给定的条件不变，这个行为的结果就将会保持不变。”[6](P46-47)
　　熊彼特的这个“静态”模型有如下特点。
　　第一，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论的一个版本，它不仅假设消费者的偏好、技术、资源的数量和品质不变，而且假设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不变。此外，这个模型还可以包括那些由人口和资本的稳定增加所带来的增长过程，也就是说，在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源的增长所带来的变化会完全被经济体系顺利地吸收，不会引起扰动和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型也可包括由哈罗德和多马所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适应性的。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这种适应性，在他看来，由“各种货物对每一个人的价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个人的行为必须与之相适应的“数据”，个人行为被这些数据所指引。正因为这种适应性，均衡一旦达到便具有稳定性。熊彼特还认为，为了达到均衡，并不要求个人完全了解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数据，“个人决不会同时意识到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部分；相反，在任何时候，它的较大部分倒是处于意识所及的范围之外。还有，当他就他的经济行为做出决定时，他……只是注意手头现有的某些指标。”这些指标来自行为者的“习惯和经验”。[6](P45)
　　第三，熊彼特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静态”模型中不存在剩余价值或利润。按照主观价值论，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相反，生产“只能实现在生产计划中预先见到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预先潜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之中的。”[6](P35)这是因为，在熊彼特看来，生产是用要素“交换”产品，产品的价值“回射”到生产要素上，使它们也具有价值；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产品的价值由工资和地租瓜分，因此，“静态”模型在逻辑上没有为剩余价值或利润留有存在的余地。与此同时，与这一点相适应，熊彼特还假设“静态”模型中不存在作为耐久存货的生产资料，不存在占有这种生产资料的阶级。[6](P50-5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还批评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考虑“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存在将诱使资本家进一步扩大生产和积累，其结果是促使工资率上升，最终将剩余价值完全吞蚀。
　　对熊彼特的这个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回应：如果工资率果真伴随积累而提高，不用等到全部利润被侵蚀，只要一笔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等于零，资本家就会解雇工人、减少投资，以保护利润和利润率不下降。（注：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种情况，并使用了类似于投资的边际利润率的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回应了熊彼特式的批评。他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起到了抑制工资率的作用。工人阶级划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是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8]
　　为了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熊彼特始终强调“完全竞争”这个条件，他的“完全竞争”概念包含着特殊的理论含义，与马克思的理论可谓格格不入。在他那里，一切经济行为都归结为交换，工人作为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在出售其服务的时候，和提供管理劳动的企业主在经济地位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在他们之间似乎可以展开平等的竞争。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竞争意味着赋予资本以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利。在就业问题上，马克思则指出：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是由资本家积累的意愿和规模所决定的。
　　虽然“静态”模型抽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但熊彼特仍把“静态”看做现实经济固有的规律，这可以称作这个模型的第四个特点。熊彼特的这个看法与他从马赫那里舶来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矛盾的，按照这种工具主义思想，“静态”模型应该只是说明“动态”现象的单纯假设。熊彼特之所以背离自己的方法论，是由他的理论图景所决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解释创新和演化，而且要把动态现象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协调起来。
　　（二）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构筑“动态”模型
　　在熊彼特的“静态”模型里，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需要，由需要的满足派生出货物的价值，在需要和生产的关系上，前者占据着先导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达成了静态的经济均衡。在“动态”模型里，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熊彼特说：

“经济体系中的创新（笔者按：从语境来看，这里的‘创新’系指产品创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着需要新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做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旦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注：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变动，它包括五种情况：生产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新的原料来源，以及工业组织的创新。见《经济发展理论》，第290页，第73-74页。）
　　按照熊彼特所采纳的新古典均衡理论，不存在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也就是说，在均衡的条件下不存在过剩的经济资源。“因此，新组合（笔者按：即创新）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的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但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并没有既定的需要与之相对应，也就是说，既有的均衡体系无法给予创新活动以价值评价。况且，在“静态”均衡条件下，已有的生产要素已经凭其服务得到了最有利可图的价格，如果改变它们的用途，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就会感到境况大不如前。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创新似乎不可能于“静态”经济内部发动起来。
　　熊彼特用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妙方”是信用，他说：“把生产手段（已在一些地方被使用着）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的问题”，“这是通过信用来完成的；利用这个方法，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对所需要的生产手段，比在循环流转中的生产者，出更高的价钱。”[6](P79)但是，“出高价”这个解释仍然留有疑问：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并且已经达到了均衡配置，一旦把这些资源转用它途，用来满足已有需要的生产要素就会出现短缺。这样一来，为了满足已有的需要，就要抬高生产要素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