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所谓“演化（或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探讨形成了一股思潮。尽管目前对“演化经济学”尚无统一的见解和定义，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演化经济学”力图把存在于经济组织、决策规则、商品及生产方法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机制。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分析那里，这些问题仅仅被当作给定的前提。[1](P13)
　　一种看法认为，“演化经济学”在理论上可以溯源于熊彼特，因为熊彼特较早地提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演化或发展的理论，研究了创新这个资本主义演化中最重要的现象。以研究“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而知名的英国学者霍奇逊就这一现象写道：“约瑟夫·熊彼特今天被赞誉为演化经济学的一位伟大导师。尽管卡尔·马克思和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经济学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追随者，但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名字目前与经济学中演化模型的发展保持着最明确的联系。”[2](P139)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更是将熊彼特奉作“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他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说，人们不能用均衡概念解释创新或不能对创新加以模型化。”[3]
　　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譬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说：“尽管熊彼特或许是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的源泉，但他并没有为分析资本主义留下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在生命的后期，熊彼特仍眷恋于一般均衡理论，对他早期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带来资本主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没有进一步加以发展。[4]霍奇逊也指出，熊彼特一方面想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始终信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终身徘徊于这个矛盾之中。[2]
　　这两种不同的评价表明，如何客观地看待熊彼特在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演化理论方面的成败，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一、熊彼特的“图景”和理论模型的轮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又完全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是理论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的看法，他称之为“图景”。二是理论家用来将“图景”概念化的手法和工具。熊彼特的“图景”大体相当于由研究者预设并力图在理论上解释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并非仅仅采自经验事实，还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把熊彼特的“图景”观应用于他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可以说有两个因素在他的“图景”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内生的演化过程的观点，以及瓦尔拉斯式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念。
　　对熊彼特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实践。他要发展一种资本主义动态理论的愿望就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产生的独特过程”。[5]他认为，他要发展的理论“和马克思的解释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生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事实相适应。”他还不无自谦地说：“我的研究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6](P68)不过，熊彼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在他笔下，既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推崇，又时常流露出不屑。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就是，熊彼特“终其一生都在思想上竭力斗争，以免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7]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章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做了全面的评价。在那里，他激烈地反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产业后备军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就是说他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理论，惟独从马克思那里接受了一个没有具体理论支撑的抽象的思想：“把经济演化看做由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特殊过程”。
　　熊彼特的“图景”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信念。这个信念来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的影响，熊彼特一直把瓦尔拉斯奉作最伟大的理论经济学家，把一般均衡论称作“经济学的大宪章”。熊彼特对同时代价值理论的选择和他对边际主义价值论的理解，都体现了这个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在价值理论上有两场论战，一场论战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和边际主义之间，另一场论战则发生在边际主义内部。在后一场论战中，熊彼特更多地站在以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洛桑学派一边。1918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一书，他从马赫的实证主义出发，表达了对待价值论的方法论态度。在他看来，无论哪种价值理论都不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真伪问题，它们只是假说，是为理论上的目的服务的工具。他之所以选择边际主义价值论，是因为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他的理论目的。熊彼特曾站在边际主义的洛桑学派的立场上与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维塞尔进行论战。后者力图为主观价值论奠立一个心理主义的基础，对边际效用与价值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因果性解释。持一般均衡论的熊彼特则认为，边际效用作为相关产品的数量的函数，并非以因果方式决定价格，而仅仅是在均衡中以特定方式与价格相联系。按照他的工具主义观点，边际主义的心理学假说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只是用以描述和理解一种实现了人的满足最大化的交易均衡。这清楚地表明，熊彼特是把主观价值论当作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工具。
　　从1908年到1912年的短短几年间，熊彼特连续发表了他的经济学三部曲，即《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论危机的本质》（1910年。这是一篇论文）和《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第一部著作提出了一个静态经济学理论，在那里，熊彼特力图全面地为新古典经济学奠立一个方法论基础；《论危机的本质》则勾勒了他的动态经济理论的要点，这个动态理论是以静态模型为基础的；最后，在《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动态理论。这三部著作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熊彼特后来再也没有提出过一个从整体上超越这三部曲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第一部著作中着力描述的“静态”理论，是熊彼特后来分析“动态”现象的基础，这个分析框架概括在1910年的论文中，它由以下九个命题组成。(1)经济过程可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在实践中清晰可辨的范畴：静态和动态。(2)后者构成了纯粹的经济演化，即那些发生于经济内部的变化。(3)经济演化本质上是对静态的经济均衡的扰动。(4)这种扰动在静态经济中引起反应，使经济移向一种新的均衡状态。(5)这个趋向静态的运动必然会使发展现象终结，带来出清以及价值和价格体系的重建。(6)这些命题解释了繁荣和萧条相更替的商业周期现象。(7)在趋向静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崩溃，即所谓经济危机。由于危机，使得这一趋向静态的过程像是“不正常的”。(8)静态经济还会受到偶然扰动的影响。这些偶然扰动如果足够重要的话，也会引起危机。(9)不过，这些扰动并非一律的现象，也不具有共同的特征。从这九个命题可以看出，熊彼特力图发展的“动态”理论是对瓦尔拉斯的“静态”理论的补充。1937年，熊彼特在为《经济发展理论》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就此这样谈到，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研究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他发现这个理论存在下述缺陷：“如果经济体系竟然发生变

化的话，这种变化是在这个体系外部的事件的影响下发生的”；易言之，“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是被动的，仅仅使自己适应于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熊彼特“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不正确的，而且在经济体系内部有一种能量，会自行打破这个体系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5]
　　一位学者曾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模型相比较，后者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1)经济中既存在着一般均衡也有非均衡。(2)非均衡是由纯粹的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些非经济因素带来了经济体系的各种参数的外生变化。(3)非均衡是对既定的资源配置的扰动。(4)这种扰动带来了一个趋向新的均衡的套利过程。(5)这个过程会克服非均衡并造成一个新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均衡体系。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比较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