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人”和利己与利他

一、经济学家假设的“经济人”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商品生产制度的经济学家，都有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经济人，就是指导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和货币经营者，或资本家之行为原则的人格化。由于经济学家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不同，尤其是由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同，他们所假设的经济人也不相同。我初步认为，著名的“经济人”有好几个：孟德维尔假设的、斯密假设的、李嘉图假设的、马克思假设的和边际效用学派假设的。（注：李嘉图假设的经济人，“只有一种活动，即谋利的活动；只有一种要求，即生利的要求；只有一个目的，即成为富人的目的。……在李嘉图的大著里，我们找不到几个关于精神文化的字样，因为在他假定的那种社会，那种市场里面，是用不着那些字样的。”（参见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M].上海：中华书局，1949.244.）奥地利学派假设的经济人是：“荒岛上的遇难船夫”、“沙漠中的旅客”、“孤立在全世界之外的农夫”和“在原始森林中有一座单独棚舍的移民”……）由于我们论述的需要，我只谈孟德维尔的、斯密的和马克思的。
　　孟德维尔是移居英国的荷兰人，医生、经济学家和作家。1705年他出版了《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为老实人》。这是一首诗。1714年他对原诗加上注释，以《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书名出版。这里的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劣行指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他认为：各个人如果自由进行利己的活动，其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增进社会全体的繁荣，其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要大得多。该书有一首诗，是借记述蜜蜂的生活而讽刺人世的。诗中说：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以（被认为的）道德和俭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所以成为社会动物的，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勤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蜜蜂寓言……》被大主教贝克来(GeorgeBerkeley  1685-1753)斥责为“亘古未有的最坏的书”。但是分析一下它出版时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即封建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还存在，新兴的资产者还不能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圈地运动在急剧进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严刑峻法之下，被资产者强制变成工人，就可以看出，它是提倡资产者要打破束缚，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做对己有利的事的，亦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至于广大劳动者，则要求其服从资产者的利益。书中有一段话，是露骨地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讲话的：“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对于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要使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4-675.）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认为“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在提出的时候是悖理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劣行的概念就随之发生变化，牟利、增殖、乃至奢侈，就被认为是符合甚至就是伦理和道德本身了。牟利、增殖不必说了，因为一旦解除了宗教教义的束缚，这些就被认为是道德的了；那么，奢侈怎么会被认为是道德的呢？孟德维尔认为，随着欲望的种类及其重要性的增加，人们为满足对方的欲望而进行的劳动就增加，这样就能互相协同而成为一体，就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不应非难欲望。对于欲望，人们区别必要的和奢侈的唯一标准，就是以是否为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为界线。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是奢侈品了。由于这样，消费奢侈品纵使是劣行，却能使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公共利益。其后，斯密的挚友休谟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行为对于社会全体如果是有利的就是德，而不是恶。这样，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就再也不是悖论了。
　　孟德维尔关于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思想，由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主张利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14.）但是，同一个斯密，在1759年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又认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和利己是对立的。于是，就发生了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斯密难题”。但是，根据《道德情操论》中译者蒋自强教授等人的研究，“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译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如果是这样，所谓的“斯密难题”就不存在了。不过，问题似乎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留在下面再谈。
　　马克思也有经济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我认为，马克思假设的经济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商品生产一般的经济人，一种是资本家的化身；资本家是在商品生产一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一般的经济人，必然是平等主义者；资本家的主观愿望是攫取最大的利润，只要条件具备，他就这样做；可是在自由竞争充分展开的条件下，他们只好也成为平均主义者。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因此，在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平等关系和观念，就必然普遍化。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明明看到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并且知道，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又认为，这种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约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是以人间劳动力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就妨碍了亚里斯多德对上述等式中存在着平等关系的认识。封建社会虽然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但仍然是等级社会。所以，封建社会虽有商品生产，但仍然像奴隶社会一样，无法从价值关系中看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制度，使商品生产普遍化

，从而也必然使平等观念普遍化。因此，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资本是平等派。马克思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家的首要人权。恩格斯认为，生产价格是资产阶级“共”剩余价值之产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作为经济人的资产阶级的写真。
　　　　二、利己和利他
　　“斯密难题”说的是，斯密仅有的两本传世之作：《道德情操论》，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物质生活，即经济规律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斯密在前者提出的道德人是利他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认为人有同情心，但同一个斯密在后者假设的经济人却是利己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认为面包师供应面包给我，是出于他的利己心，即他所以这样做，只是由于必然得到我相应的回报。这两种看法处于惊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对于“斯密难题”或“斯密悖论”，《道德情操论》中译者蒋自强等认为是一个伪题，但是这还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按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