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知识与发现：

’，再到阐述我的信息分散理论，直到最后提出我的有关自发形态比中央管制更优越的结论，的确花费了一段漫长的时光。”（注：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韦默(Weimer)认为，哈耶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知识论者，尤其当他处理专门经济学问题的时候（邓正来，1997）。
　　藉此机会，他对社会科学作出了最持久的贡献：知识论。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演讲“经济学与知识”中，哈耶克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式时强调了三个重要问题：(1)均衡的存在与人们掌握的知识有密切的联系。对于均衡来说，社会成员为其行动所作的不同计划必须是相容的。要使之出现，每一个人的计划都必须“恰好以其他人倾向于作出的那些行为的预期为基础”，而且“所有这些计划都建立在一系列相同的外部事实上，使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改变其计划”（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如人们知道一切事情，他们就处于均衡当中，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均衡的。(2)基于“劳动分工”之上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只关注劳动分工，忽视了知识分工。(3)市场经由价格机制传播知识而具有使人们的计划相协调从而使非均衡趋向于均衡的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在竞争中发现和传播的过程就是从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
　　但是，在一般均衡分析中，经济学家通常通过以下三个假设把知识问题完全忽略了：(1)把厂商的成本收益曲线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2)把消费者的偏好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3)把可利用资源的数量视为给定的和已知的。在上述假设和其他一些技术性假设前提下，经济问题便是可用数学方法解决的最优化问题，其答案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在所有的不同用途中必须相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假设掉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们进行“经济计算”所需要的那种“数据”。因此，这并不是社会真正面临的经济问题。社会所面临的真正的经济问题是由“分立的知识”引起的，它不是一个如何配置既定资源的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在于“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形式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因此，它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经济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形成一个经济秩序，以便它能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其成员分散存在的知识，而判断分散的自发组织、集中的中央计划或有组织的产业三者中哪一种制度效率更高，也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主流经济学的配置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其结果完全被所作出的假设决定。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参与的行为主体如何获得知识并且在竞争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成为一种经验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市场过程理论与主流的配置理论分析方法的两大区别：(1)对于所有行为主体来说，有关物品、其使用可能性，可能的替代品、技术、价格等等都不是给定的，市场过程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这些方面的信息和知识；(2)配置逻辑只分析现状。如果出现一种从外部引入的数据变化，那么参与者就没有时间对此作出调整。与此相反，市场过程理论真正要解释的不在于均衡状态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趋势上朝着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
　　　　（二）知识、市场过程与自发秩序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种知识显然是主观的知识。市场价格体系并不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就学会利用的协调个人知识的机制，事实上，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哈耶克将这看作是一个“奇迹”。（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柯兹纳(Kirzner,1989)进一步指出，陌生人之间能在市场上形成合作，是市场能够发现、利用及传播分散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大量局部知识的结果，市场在发现无人知晓其存在的知识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理解市场过程的真正性质，取决于是否承认这一关键作用；而当代经济学家则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洞见，乃是因为我们摒弃了客观地看待知识的理路，这种理路把知识看作是只需通过适当的资源支出就可以获得的完整的系统。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奥地利学派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竞争就是发现和传播信息／知识的一个过程。那些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假设成已知的东西，如最低的生产成本、产品的稀缺程度和价值、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消费者进行交易所需要的知识等，恰恰都是需要经过竞争过程来发现的。竞争和知识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数以百万计的行为主体的知识融入竞争过程中，通过它们的互动作用，造成了一种经过编码处理的、价格信号形式的知识，它又为行为主体所利用，以便通过其行动为适应新的短缺提供可能。也就是说，通过利用竞争这一协调过程，一方面数以百万计的行为主体的分散知识作为投入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知识。（注：参见弗格特《作为发现程序的市场经济竞争》，载帕普克主编《知识、自由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页。）
　　这样，哈耶克在斯密、门格尔等基础上为自发秩序思想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背景，并明确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致命的自负》(1988)一书中则演变为“扩展的秩序”。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那些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之间自发生成的一种秩序，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在他看来，文明于偶然之中获致的种种成就，实乃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设计的产物。尽管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决一个经济学上的难题，即为了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

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不同的个人分立的知识而存在”，或者说，是要阐明一个市场社会是如何可能发生作用的。但哈耶克认为这个观念还具有更广泛的使用范围，甚至可运用到人类所有的文明，而市场秩序仅是其中的一个范例。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注：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分立的知识、“无知”的知识观与信息经济学
　　将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知识观与当下流行的信息经济学作一比较是有意义的。现代奥地利学派对市场中分散的（或分立的）信息和知识的关注比信息经济学至少要早20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地利学派的“分立的知识”和“无知”观与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理论都强调完全信息假设对于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性，以及放弃这一假设必定会使经济体系偏离帕累托最优。但是，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逻辑结论却存在极大差异，甚至说有着根本不同。对于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不完全或不对称的“信息”指的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需要一定的生产（搜寻）费用的“已知”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以“打包”的形式而存在。经济主体对于它们，与其他经济资源一样，都是可以经过最小最大化的理性计算来获得或决定是否获得。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人们对之“无知”的知识或信息是一种“以前未曾存在（或思考）过”的。的确，人们对这种知识的无知导致无法实现均衡状态。市场均衡状态（如果存在的话），是不受干扰的市场发现过程的最终结果，它并不得自于信息经济学所理解的静态的“信息效率”(Kirzner,1997)，而是得自市场过程中信息的发现和传播促进了个人计划间的协调，即协调效率，可以将之近似理解为一种动态的适应性效率。所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a,1994)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看作是市场过程有助于改善（帕累托意义上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