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嫖娼卖淫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http://www.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市场化过程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妓女、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这些绝迹多年的人群重新出现。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面临更多的生存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边缘地带，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牺牲品，
当然，在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另一类变化，这类发展通常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不少转轨国家在建立政治选举制度方面迈出一大步，同时，所有国家在个人自由方面都变得更加宽松，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把这些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进步显然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其他负面变化并行不悖，它们能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待观察。
体制转轨和政策
经验表明，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好坏对人口基本福利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消除贫困等方面。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人文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带来积极影响。（注：World Bank 1996,From Plan to Market: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viersity Press,1996;Marie Lavign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但是，正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只有后者才决定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人文社会发展的进步。事实上，人们仍在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惠及社会各阶层，例如在理论界，经济增长能否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好处依然是没有结论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能否改善穷人生存的问题上。（注：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一篇研究文章：《增长有利于穷人》，标题指明的这个结论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反对和赞成的意见莫衷一是，例如，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增长才有利于穷人。这些争论虽然加深了人们对增长和贫困之间关系的认识，但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研究。见David Dollar with Aart Kraay,"Growth is Good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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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嫖娼卖淫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http://www.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市场化过程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妓女、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这些绝迹多年的人群重新出现。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面临更多的生存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边缘地带，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牺牲品，
他们的生存方式又往往使之游离于正式的社会组织和传统的家庭网络之外，从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护。在转轨国家，边缘人群的存在呈现永久化趋势。边缘人群的重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贫困、就业困难者在内的所谓“弱势群体”的出现，最直观地反映了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后果。
当然，在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另一类变化，这类发展通常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不少转轨国家在建立政治选举制度方面迈出一大步，同时，所有国家在个人自由方面都变得更加宽松，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把这些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进步显然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其他负面变化并行不悖，它们能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待观察。
体制转轨和政策
经验表明，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好坏对人口基本福利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消除贫困等方面。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人文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带来积极影响。（注：World Bank 1996,From Plan to Market: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viersity Press,1996;Marie Lavign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但是，正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只有后者才决定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人文社会发展的进步。事实上，人们仍在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惠及社会各阶层，例如在理论界，经济增长能否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好处依然是没有结论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能否改善穷人生存的问题上。（注：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一篇研究文章：《增长有利于穷人》，标题指明的这个结论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反对和赞成的意见莫衷一是，例如，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增长才有利于穷人。这些争论虽然加深了人们对增长和贫困之间关系的认识，但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研究。见David Dollar with Aart Kraay,"Growth is Good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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