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p;for the Poor",Economic Growth Research Working Paper,The World Bank,March 2000;"Growth with Equity is Good for the Poor.A Response to the World Bank Report",Oxfam Policy Paper 6/2000,www.oxfam.org.uk。）
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业绩对某些人文社会发展指标的影响比对另一些更直接、更重要，而在另一些领域，相对经济业绩似乎并不发挥作用，例如，各国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加剧并不依赖经济是否增长。事实上，决定这些领域变化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即受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政策制约的增长模式。只有在适当的体制和政策配合下，经济增长才能从人文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
不难看出，转轨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显然与体制转变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社会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各国都建立了全国性福利制度。由于计划经济比较强调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分配，同时注重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福利措施实现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承诺，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得以扩大，从而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了更大或“超前”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注：中国一度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有研究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变化是出类拔萃的。”见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204,198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越南和中亚5个国家转轨前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超过GNP排名的差距，从1到40不等，见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p.12,2002,London:Palgrave。）
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计划体制中导致人类社会“超前”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原来的一套做法显然不可能继续下去。市场机制既有引发竞争、刺激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时具有分化社会、扩大贫富差距的内在冲动。一方面，在转轨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各国表现不一，不少国家仍在等待它带来“奇迹”；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社会分化功能却已经表露无遗，到处形成了不平等扩大的新局面。
扩大的不平等不仅反映在收入差距上，而且反映在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其他社会问
在市场体制下，既然市场机制本身具有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倾向，而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那么，依靠市场运作本身就不会改变这种局面。加以矫正的力量只能主要来自社会、来自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实践表明，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中亚和东中欧国家，人口福利状况一度出现大幅度倒退或停滞，除了由于经济不景气、政府采取措施削减福利开支之外，国家从福利责任中有意识地全面后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甚至在经济增长的转轨国家，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在提供、管理甚至协调社会福利和保护措施中的作用。
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全面退却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原来完全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福利机构面临很大困难。国家经费不足导致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迅速衰落或者服务质量下降。非国有社会服务部门虽然有所发展，但无论就覆盖面还是作用而言，都难以取代原有的社会服务网络，而由于服务价格昂贵，尤其无助于维持或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同时，由于社会服务部门在这些国家通常属于低工资部门，国家退出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他部门的差距，使大量福利部门工作人员外流，甚至干脆流到国外，后者在越南和一些中亚国家一度比较突出。（注：Asian Development Bank,Arnual Report 1995,pp.27-28,1996,Manila:ADB.）
国家预算减少对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一般来说，原有的福利体制对国家预算的依赖越大，影响就越大。但是，两种体制切换的机制仍然是重要的，在经济同样出现大幅下降的地方，一些国家的福利状况相对好于另一些国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削减福利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地维持原有体制下的保障措施，从而避免了人类发展可能遭到的更大损失。
但是，总体来看，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社会政策普遍落后于经济和体制变化，因而，无论各国经济业绩如何不同，各国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保障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一减再减的趋势。在中国和越南，农村社会安全网随集体体制一道解体之后，很长时间未能建立起替代机制，广大农村人口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护。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正是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滞后或未能跟上经济增长步伐的重要原因。
转轨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国家作用的重新限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政府在福利领域无所作为或者主要着眼于削减国家福利支出，把社会发展问题长期置于经济目标之后，而指望经济增长或市场机制自动提供解决办法，要维持和扩大人类进步成果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政府即使不扮演社会福利惟一或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也应该承担起推动和协调福利体系发展的主要责任。
总之，如果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削减福利和社会保护，或者主要着眼于推向市场，而不是努力建立覆盖面更广、更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增强能力的平等权利，这些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结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社会大变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注定会引起种种矛盾、断裂，甚至造成剧烈社会震荡。在转轨国家中，比较成功的如中国和越南，因取得了长足经济增长而减轻了转轨可能带来消极后果，但即使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和经济增长也并没有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
以上讨论指出，虽然经济增长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创造了物质条件，但社会发展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地水涨船高，因为把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增长模式、社会政策等，而在政府主导的转轨过程中，决定政策导向的发展思路发挥很大作用。
目前，转轨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二是如何克服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人类社会发展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1776.html
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业绩对某些人文社会发展指标的影响比对另一些更直接、更重要，而在另一些领域，相对经济业绩似乎并不发挥作用，例如，各国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加剧并不依赖经济是否增长。事实上，决定这些领域变化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即受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政策制约的增长模式。只有在适当的体制和政策配合下，经济增长才能从人文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
不难看出，转轨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显然与体制转变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社会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各国都建立了全国性福利制度。由于计划经济比较强调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分配，同时注重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福利措施实现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承诺，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得以扩大，从而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了更大或“超前”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注：中国一度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有研究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变化是出类拔萃的。”见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204,198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越南和中亚5个国家转轨前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超过GNP排名的差距，从1到40不等，见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p.12,2002,London:Palgrave。）
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计划体制中导致人类社会“超前”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原来的一套做法显然不可能继续下去。市场机制既有引发竞争、刺激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时具有分化社会、扩大贫富差距的内在冲动。一方面，在转轨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各国表现不一，不少国家仍在等待它带来“奇迹”；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社会分化功能却已经表露无遗，到处形成了不平等扩大的新局面。
扩大的不平等不仅反映在收入差距上，而且反映在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其他社会问
题产生的根源。转轨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变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不平等状况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犯罪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仍不难找到贫富差距或不平等的影子。
在市场体制下，既然市场机制本身具有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倾向，而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那么，依靠市场运作本身就不会改变这种局面。加以矫正的力量只能主要来自社会、来自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实践表明，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中亚和东中欧国家，人口福利状况一度出现大幅度倒退或停滞，除了由于经济不景气、政府采取措施削减福利开支之外，国家从福利责任中有意识地全面后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甚至在经济增长的转轨国家，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在提供、管理甚至协调社会福利和保护措施中的作用。
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全面退却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原来完全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福利机构面临很大困难。国家经费不足导致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迅速衰落或者服务质量下降。非国有社会服务部门虽然有所发展，但无论就覆盖面还是作用而言，都难以取代原有的社会服务网络，而由于服务价格昂贵，尤其无助于维持或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同时，由于社会服务部门在这些国家通常属于低工资部门，国家退出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他部门的差距，使大量福利部门工作人员外流，甚至干脆流到国外，后者在越南和一些中亚国家一度比较突出。（注：Asian Development Bank,Arnual Report 1995,pp.27-28,1996,Manila:ADB.）
国家预算减少对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一般来说，原有的福利体制对国家预算的依赖越大，影响就越大。但是，两种体制切换的机制仍然是重要的，在经济同样出现大幅下降的地方，一些国家的福利状况相对好于另一些国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削减福利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地维持原有体制下的保障措施，从而避免了人类发展可能遭到的更大损失。
但是，总体来看，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社会政策普遍落后于经济和体制变化，因而，无论各国经济业绩如何不同，各国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保障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一减再减的趋势。在中国和越南，农村社会安全网随集体体制一道解体之后，很长时间未能建立起替代机制，广大农村人口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护。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正是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滞后或未能跟上经济增长步伐的重要原因。
转轨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国家作用的重新限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政府在福利领域无所作为或者主要着眼于削减国家福利支出，把社会发展问题长期置于经济目标之后，而指望经济增长或市场机制自动提供解决办法，要维持和扩大人类进步成果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政府即使不扮演社会福利惟一或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也应该承担起推动和协调福利体系发展的主要责任。
总之，如果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削减福利和社会保护，或者主要着眼于推向市场，而不是努力建立覆盖面更广、更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增强能力的平等权利，这些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结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社会大变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注定会引起种种矛盾、断裂，甚至造成剧烈社会震荡。在转轨国家中，比较成功的如中国和越南，因取得了长足经济增长而减轻了转轨可能带来消极后果，但即使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和经济增长也并没有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
以上讨论指出，虽然经济增长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创造了物质条件，但社会发展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地水涨船高，因为把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增长模式、社会政策等，而在政府主导的转轨过程中，决定政策导向的发展思路发挥很大作用。
目前，转轨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二是如何克服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人类社会发展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