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的严重障碍。
　　不平等的迅速扩大，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主导思路有关，那就是发展经济、效率优先的思路，平等往往至多被放在“兼顾”的位置上。这种思路相信，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储蓄导致增长，认为由于富人比穷人具有更强的储蓄边际倾向，收入分配结构向富人倾斜将提高储蓄率，从而导致经济迅速和持续增长。（注：Nicholas  Kaldor,"Altem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1,pp.83-100,and  1978,Further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New  York:Holmes  &  Meier,1956.）但是，这个理论受到很大质疑，尤其近年来，由于拥有更多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和经济计量分析的改善，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减少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注：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Invest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No.6,pp.1203-1228,1996;Nancy  Birdsall,Thomas  C.Pinckney  and  Richard  H.Sabol,"Why  Low  Inequality  Spurs  Growth:Savings  and  Investment  by  the  Poor",1998;Klaus  Schmidt-Hebbel  and  Lu

is  Servin,"Income  Inequality  and  Aggregate  Savings: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both  in  Andris  Solimano  ed.,Social  Inequality:Values,Grouth  and  the  St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pp.68-81  and  pp.82-119,respectively,1998.）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大量人群缺乏支付能力，压抑消费品市场需求，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造成供需失衡，从而制约生产力发展。总之，到目前为止，即使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关于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无论在实证还是分析基础上，都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并不能做出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把效率和平等对立起来，尤其以经济增长为由牺牲平等的观点，是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的。但在现实中，这种信仰似乎严重影响着转轨国家经济社会决策的思路，因而，我们才会看到，转轨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各国政策放任下变得日益严重。
　　同样的发展思路往往把解决贫富差距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但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自动减少收入不平等，例如，南非和巴西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2～3倍，而这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仍然比中国高出许多，是目前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注：巴西、南非和中国的人均GDP（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999年分别为7037、8908和3617美元，而基尼系数分别为0.591（1997年）、0.593（1993～1994年）和0.403（1998年）。见UNDP,200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41-144,pp.182-185。）历史表明，没有社会力量的能动作用，收入不平等从来不会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自动减少。政策制定者应该抛弃这种想法，即一个国家能够依靠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或者政府能够等待一定的时机来面对这个问题。（注：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虽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表明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但并没有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不能对所谓“社会承受能力”做出科学判断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完全缺乏依据的，作为指导政策的思路可能是危险的。）解决贫富差距的难度非常大，任务非常艰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消除甚至缩小不平等从来就是最困难、最棘手的难题之一，除非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把扭转不平等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作为一个紧迫任务提到政府的议程上来，采取必要措施，积极有效地推行矫正政策，并准备为此进行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无疑，对转轨国家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新的课题，即使决心已定，方向明确，也仍然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借鉴各国成功经验，才有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底，所有这些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无论是体制转轨还是经济增长，只有表现为促进人口福利的改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才有意义。建立市场经济本身，或者经济增长本身，都只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才能建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从而确定政策优先，把维持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领域的成就放到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矫正市场运作造成的偏差，实现改革向社会允诺的长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