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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  &  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附图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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