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
国国家元首，把“东突独”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严厉斥责台湾当局的“一边一国论”，以总统名义公开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凡此种种，不但有助于稳定和改善美与中、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关系总体氛围，对促进大国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的努力得到了各大国的积极回应。中、俄等大国也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关系。事实上，美国一年多来在反恐方面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合作。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打得比较顺手，就得益于俄、中、英、法、德、日、印等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直接、间接的支持与配合。阿富汗战争实质上是自16世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全球所有大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经典战役。
除合作反恐外，美俄在能源领域、美欧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俄中在朝鲜核危机及中亚稳定问题上及各大国在反扩散和振兴世界经济等问题上，也在谋求合作。这不但进一步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形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也说明大国反恐合作开始向其它领域延伸。总之，“9·11事件”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促使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而其反思结果有助于消弥大国冲突、“新冷战”甚至战争因素，增进国际总体稳定。即是说，“9·11事件”通过改变美国而改善了大国关系，进而改变了世界战略与安全形态。
二、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
从形式上看，当前大国合作局面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呈现两大突出特点：第一，它以反恐怖为基础、以合作反恐为主要内容；第二，它以美国“反思”，谋求各大国支持反恐为第一推动力。但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即使再延续三五年，也只是大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临时性的主题，大国合作如局限于反恐领域，其意义就极为有限。虽然美国政要及美有关战略文件一再宣称反恐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任务，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时代》周刊2002年9月载文指出：不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相提并论，“伊斯兰恐怖分子不过是一支东躲西藏的杂牌军”，其实力及影响力与足堪挑起、从事世界大战的大国也不能相提并论。文章要求美国不应以反恐为美“首要任务”、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 )无论如何，反恐不可能真的长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大国关系将 朝什么方向发展?美国以反恐为驱动力的大国合作战略能否继续维持?当前以反恐为基础 和推动力的大国合作还能走多远?它在反恐主题淡化后能否持续下去?这些疑问归纳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当前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有没有“可持续性”?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透析决定21世纪大国关系走向的各种潜在力量和结构性因素。20世纪连绵不断的大国冲突给世人留下了诸多教训。卡尔·多伊奇在分析国际冲突时提出过决定国际冲突发展模式和趋势的三对关键问题，即：冲突是拼到底还是共存?是根本性的还是偶然性的?是可驾驭的还是不可驾驭的?(注：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6页。)20世纪的大国杀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结构性因素使然。后起的德国决心以武力摧毁英法美霸权，统治世界，因而积极组织军事同盟，扩充军备，直至发动战争。美英法为维护霸权利益，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同盟国与协约国及轴心国与联合国家的冲突因而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性”冲突，双方不惜一拼到底，“投入最后一个营”，冲突因而“不可驾驭”，升级为世界大战。
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的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就力量对比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初期，德、日与其对手的军事实力大体势均力敌，双方皆有获取军事胜利的希望，因而皆争相充当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的“英雄”，拒绝做“胆小鬼”。(注：参见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第186—187页。)但在当前“一超多强”结构中，美国拥有全方位优势。美国不但国防开支超过所有大国国防开支的总和，军事装备、技术水平也大大领先于包括欧、日、俄在内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也超过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之和。(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面对美国的超强优势，世界上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选择一条与美国正面对抗的政策路线，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也是如此。换言之，在与美发生冲突时，各大国宁愿做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识时务的“胆小鬼”，而不会冒险争做“英雄”。俄罗斯向美“开放”中亚、接受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及一年多来的地缘战略收缩，是其选择“胆小鬼”策略的具体表现。同样，欧洲大国虽然与美争吵不休，但在关键时刻，仍会对美妥协，也更多地选择“胆小鬼”策略。(注：PhilipH.Gordon,“Brid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3,pp.73—74.)因此，当前以美国一超独强为特征的大国结构客观上比之20世纪大国力量均衡较不易导致大国正面冲突。
就各大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和利益选择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体制由英法美主导，德日则是反体制国家，谋求通过反体制实现国家利益，反英美法霸权也就是反体制。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分天下、两大国际体制对立，形成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注：沃尔特·拉弗贝著：《美苏冷战史话》，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注：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
就战略文化而言，20世纪是战争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无论反体制的德日还是维护旧体制的英法美，都把克劳塞维茨“无限制使用暴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信条奉若圭臬。但到了20世纪末，经过两轮“悟道”，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力至上思想在多数大国走向式微，克劳塞维茨有关暴力“无限制使用”的战略信条已不再为人称道。欧、俄等传统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宁愿选择“胆小鬼”策略，回避与美正面冲突反映了这种战略文化的变迁，这对改变因大国竞相选择“英雄”对策而刺激大国矛盾与冲突水涨船高、不断升级、直至走向全面战争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大有助益。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原则，这与20世纪蓄意挑起世界大战、“无限制使用暴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德、日军国主义有很大区别。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会利用其超强优势，采取以武力摧毁任何一个大国的疯狂政策。
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注：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i.)这一“最佳时期”的到来，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恐怖与反恐斗争确实使这一“最佳时期”，更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尤其重要的是，它促使美国“悟道”，认识和捕捉到这一“最佳时期”，调整对外战略，表示要选择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政策，加快了“最佳时期”的到来，并使“最佳时期”的内容更丰富。
在“大国冲突退场”的“最佳时期”背后，隐藏着大国加强合作的机遇。“大国冲突退场”为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从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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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努力得到了各大国的积极回应。中、俄等大国也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关系。事实上，美国一年多来在反恐方面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合作。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打得比较顺手，就得益于俄、中、英、法、德、日、印等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直接、间接的支持与配合。阿富汗战争实质上是自16世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全球所有大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经典战役。
除合作反恐外，美俄在能源领域、美欧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俄中在朝鲜核危机及中亚稳定问题上及各大国在反扩散和振兴世界经济等问题上，也在谋求合作。这不但进一步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形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也说明大国反恐合作开始向其它领域延伸。总之，“9·11事件”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促使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而其反思结果有助于消弥大国冲突、“新冷战”甚至战争因素，增进国际总体稳定。即是说，“9·11事件”通过改变美国而改善了大国关系，进而改变了世界战略与安全形态。
二、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
从形式上看，当前大国合作局面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呈现两大突出特点：第一，它以反恐怖为基础、以合作反恐为主要内容；第二，它以美国“反思”，谋求各大国支持反恐为第一推动力。但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即使再延续三五年，也只是大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临时性的主题，大国合作如局限于反恐领域，其意义就极为有限。虽然美国政要及美有关战略文件一再宣称反恐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任务，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时代》周刊2002年9月载文指出：不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相提并论，“伊斯兰恐怖分子不过是一支东躲西藏的杂牌军”，其实力及影响力与足堪挑起、从事世界大战的大国也不能相提并论。文章要求美国不应以反恐为美“首要任务”、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 )无论如何，反恐不可能真的长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大国关系将 朝什么方向发展?美国以反恐为驱动力的大国合作战略能否继续维持?当前以反恐为基础 和推动力的大国合作还能走多远?它在反恐主题淡化后能否持续下去?这些疑问归纳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当前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有没有“可持续性”?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透析决定21世纪大国关系走向的各种潜在力量和结构性因素。20世纪连绵不断的大国冲突给世人留下了诸多教训。卡尔·多伊奇在分析国际冲突时提出过决定国际冲突发展模式和趋势的三对关键问题，即：冲突是拼到底还是共存?是根本性的还是偶然性的?是可驾驭的还是不可驾驭的?(注：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6页。)20世纪的大国杀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结构性因素使然。后起的德国决心以武力摧毁英法美霸权，统治世界，因而积极组织军事同盟，扩充军备，直至发动战争。美英法为维护霸权利益，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同盟国与协约国及轴心国与联合国家的冲突因而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性”冲突，双方不惜一拼到底，“投入最后一个营”，冲突因而“不可驾驭”，升级为世界大战。
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的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就力量对比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初期，德、日与其对手的军事实力大体势均力敌，双方皆有获取军事胜利的希望，因而皆争相充当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的“英雄”，拒绝做“胆小鬼”。(注：参见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第186—187页。)但在当前“一超多强”结构中，美国拥有全方位优势。美国不但国防开支超过所有大国国防开支的总和，军事装备、技术水平也大大领先于包括欧、日、俄在内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也超过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之和。(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面对美国的超强优势，世界上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选择一条与美国正面对抗的政策路线，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也是如此。换言之，在与美发生冲突时，各大国宁愿做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识时务的“胆小鬼”，而不会冒险争做“英雄”。俄罗斯向美“开放”中亚、接受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及一年多来的地缘战略收缩，是其选择“胆小鬼”策略的具体表现。同样，欧洲大国虽然与美争吵不休，但在关键时刻，仍会对美妥协，也更多地选择“胆小鬼”策略。(注：PhilipH.Gordon,“Brid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3,pp.73—74.)因此，当前以美国一超独强为特征的大国结构客观上比之20世纪大国力量均衡较不易导致大国正面冲突。
就各大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和利益选择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体制由英法美主导，德日则是反体制国家，谋求通过反体制实现国家利益，反英美法霸权也就是反体制。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分天下、两大国际体制对立，形成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注：沃尔特·拉弗贝著：《美苏冷战史话》，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注：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
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
就战略文化而言，20世纪是战争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无论反体制的德日还是维护旧体制的英法美，都把克劳塞维茨“无限制使用暴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信条奉若圭臬。但到了20世纪末，经过两轮“悟道”，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力至上思想在多数大国走向式微，克劳塞维茨有关暴力“无限制使用”的战略信条已不再为人称道。欧、俄等传统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宁愿选择“胆小鬼”策略，回避与美正面冲突反映了这种战略文化的变迁，这对改变因大国竞相选择“英雄”对策而刺激大国矛盾与冲突水涨船高、不断升级、直至走向全面战争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大有助益。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原则，这与20世纪蓄意挑起世界大战、“无限制使用暴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德、日军国主义有很大区别。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会利用其超强优势，采取以武力摧毁任何一个大国的疯狂政策。
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注：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i.)这一“最佳时期”的到来，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恐怖与反恐斗争确实使这一“最佳时期”，更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尤其重要的是，它促使美国“悟道”，认识和捕捉到这一“最佳时期”，调整对外战略，表示要选择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政策，加快了“最佳时期”的到来，并使“最佳时期”的内容更丰富。
在“大国冲突退场”的“最佳时期”背后，隐藏着大国加强合作的机遇。“大国冲突退场”为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从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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