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
更广阔的背景看，全球化的发展，把全世界60亿人联结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安全、发展、人文、环保等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各民族超越狭隘的国家或民族利益，倾力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应对之策。大国因拥有人力、资源、经验和技术集约优势，在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既责无旁贷，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单是“大国冲突退场”已经不够，大国还必须合作。大国能否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不但决定各大国的命运，也直接关系21世纪全人类的命运。一句话，21世纪的世界既要求大国冲突“退场”，更呼唤大国合作，这为大国合作提供了远较共同反恐更广阔、更深厚、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础。当前的反恐合作已经大大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但各大国不应就此止步，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解决21世纪各种世界性难题出发，超越反恐，把大国合作向其它领域延伸，并在反恐淡出后继续合作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大国加强合作固然是时代的呼唤，有历史必然性，但合作并不排除合理竞争。虽然大国冲突正在“退场”，但难以一蹴而就，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现在就明确断定大国冲突已经“退场”还为时嫌早，而且大国冲突即使“退场”，还可能因国际环境变化而重新“入场”，大国冲突完全和永久性“退场”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国合作前景虽然广阔，但妨碍大国把反恐合作向其它领域拓展的干扰因素依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干扰因素是美国“反思”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反复?
“9·11”以来，美国有关大国关系的反思并不彻底。美国决策人和战略界迷恋世界霸权的观念并未消失，其对中、俄的防范意识也未彻底放弃。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倡导大国合作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要“坚决抵抗大国侵略”。(注：The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troduction,September 2002,p.ii.)前述《时代》周刊上的同一篇文章，在批评美国政府不应以反恐“主导一切”的同时，按另一种战略逻辑提出：“中国的崛起、日本的衰落、欧洲出现的信心危机以及拉丁美洲出现的经济混乱等”，都比反恐重要。(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在推进大国合作方面，美国行动落后于言词，做的不如说的多。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开始偏离反恐轨道，加快、扩大NMD计划并提前部署、把实际防务开支增至4000亿美元以上、不顾法德俄等大国反对执意发动“倒萨”战争及对朝鲜的强硬立场，都与反恐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反恐的蓝子里，塞进了种种继续张扬、维护其霸权利益的非反恐目标。这说明继续推进大国合作——尤其是反恐战争一旦不再主导一切时——难度很大，但这只能刺激人们加倍努力，不应因此怀疑历史性力量。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对“后反恐时代”大国合作的“可持续性”表示悲观。
事实上，美国虽经受了“9·11”打击，但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个类似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要在其实力鼎盛时期彻底反思，显然困难得多。不过，美国的超强实力终归要相对下降，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安全、发展问题及其它全球性难题不可免要增多、增大，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依赖不可免也会“日渐加深”，(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7页。)因而美国迟早也会进一步“觉悟”，超越反恐，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广泛的议题上寻求与其它大国合作。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会长一些，迈出的步伐也可能小一些，期间还可能出现反复。
三、大国合作与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注：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大国合作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传统和文化，也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国际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因而要立足21世纪，做大国合作的促进派，努力推动当前的大国合作超越反恐，向纵深发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争取建立一个大国冲突真正“退场”的和平世界。
首先，中国应通过推动中美合作促进大国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美国进一步“悟道”。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
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与美政治制度不同，由此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美战略界有人担心中国崛起终将挑战美全球利益，反对完全放弃对华防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反应。中国难以解除对美恢复“遏华”政策的警惕。在政策层面，存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所谓三个“双重推进”，即：对华接触与遏制同步推进、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双轨推进”、在与中国合作反恐的同时又在反扩散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此外，在人权、NMD等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分歧。(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0页。)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导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堪称是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决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注：《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而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加、墨、日)和第三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墨、超过日本)，中美经贸关系对美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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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大国加强合作固然是时代的呼唤，有历史必然性，但合作并不排除合理竞争。虽然大国冲突正在“退场”，但难以一蹴而就，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现在就明确断定大国冲突已经“退场”还为时嫌早，而且大国冲突即使“退场”，还可能因国际环境变化而重新“入场”，大国冲突完全和永久性“退场”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国合作前景虽然广阔，但妨碍大国把反恐合作向其它领域拓展的干扰因素依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干扰因素是美国“反思”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反复?
“9·11”以来，美国有关大国关系的反思并不彻底。美国决策人和战略界迷恋世界霸权的观念并未消失，其对中、俄的防范意识也未彻底放弃。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倡导大国合作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要“坚决抵抗大国侵略”。(注：The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troduction,September 2002,p.ii.)前述《时代》周刊上的同一篇文章，在批评美国政府不应以反恐“主导一切”的同时，按另一种战略逻辑提出：“中国的崛起、日本的衰落、欧洲出现的信心危机以及拉丁美洲出现的经济混乱等”，都比反恐重要。(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在推进大国合作方面，美国行动落后于言词，做的不如说的多。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开始偏离反恐轨道，加快、扩大NMD计划并提前部署、把实际防务开支增至4000亿美元以上、不顾法德俄等大国反对执意发动“倒萨”战争及对朝鲜的强硬立场，都与反恐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反恐的蓝子里，塞进了种种继续张扬、维护其霸权利益的非反恐目标。这说明继续推进大国合作——尤其是反恐战争一旦不再主导一切时——难度很大，但这只能刺激人们加倍努力，不应因此怀疑历史性力量。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对“后反恐时代”大国合作的“可持续性”表示悲观。
事实上，美国虽经受了“9·11”打击，但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个类似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要在其实力鼎盛时期彻底反思，显然困难得多。不过，美国的超强实力终归要相对下降，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安全、发展问题及其它全球性难题不可免要增多、增大，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依赖不可免也会“日渐加深”，(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7页。)因而美国迟早也会进一步“觉悟”，超越反恐，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广泛的议题上寻求与其它大国合作。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会长一些，迈出的步伐也可能小一些，期间还可能出现反复。
三、大国合作与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注：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大国合作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传统和文化，也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国际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因而要立足21世纪，做大国合作的促进派，努力推动当前的大国合作超越反恐，向纵深发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争取建立一个大国冲突真正“退场”的和平世界。
首先，中国应通过推动中美合作促进大国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美国进一步“悟道”。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美国既有人视中国为美潜在竞争对手，也有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全球“重要伙伴”，并认为贯彻美21世纪“融合战略”的“最大考验”是中国，主张推进中美“战略合作”。(注：Richard N.Haass,“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Remarks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December 5,2002,http://www.state.gov/)中国则以美国为最大的“交往对象”。鉴于中美各自的国际地位和份量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两国能否超越反恐，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合作关系，将对大国关系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甚至将决定大国合作关系是前进还是倒退。“9·11”以来，中美合作反恐促使两国关系回稳，美国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伙伴”加速调整，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十余年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注：陆忠伟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11:Can the NewStability Last?”Current History,September,2002,p.245.)。
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与美政治制度不同，由此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美战略界有人担心中国崛起终将挑战美全球利益，反对完全放弃对华防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反应。中国难以解除对美恢复“遏华”政策的警惕。在政策层面，存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所谓三个“双重推进”，即：对华接触与遏制同步推进、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双轨推进”、在与中国合作反恐的同时又在反扩散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此外，在人权、NMD等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分歧。(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0页。)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导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堪称是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决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注：《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而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加、墨、日)和第三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墨、超过日本)，中美经贸关系对美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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