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的的世界市场份额，将直接取决于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出版的《200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的质量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能力作为影响竞争力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宏观经济环境涉及以下几个指数：价格稳定与否、国内外融资成本的高低、实际汇率的走势、储蓄率的水平、公共开支的大小以及公众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等等。公共机构的质量主要是指法治的程度以及控制腐败的能力。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能力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适合于创新的环境；②获得国外高新技术的能力以及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能力；③吸纳新信息的能力以及通讯技术的水平。
根据该报告的数据，拉美的竞争力在世界7个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5，仅仅领先于不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在该报告所列出的20个国家中，智利、哥斯达黎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世界上分别位居第27、第35位和第38位；巴拉圭和尼加拉瓜分别是第72名和73名。由此可见，拉美的竞争力水平有待提高。当然，增强国际竞争力并非一蹴而就，拉美国家应该在21世纪初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四，能否通过增强国内资本积累的能力来强化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抵御和防范经济危机，使国民经济在没有巨大冲击的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曾爆发过四次震惊世界的危机，即80年代初的地区性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这些危机都给有关国家、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带来沉重的打击，人民生活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四次危机的根源都与过度依赖外资有关。而拉美国家之所以过度依赖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比较低。除智利以外，拉美国家的储蓄率一般在15%-20%左右，而东亚则高达30%（注：Michael Gavin,Ricardo Hausmann and Emesto Talvi:"Saving,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in Nancy Birdsall and Frederick Jaspersen(eds):Pathways to Growth: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162）。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拉美国家应该采取以下措施：①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②改善收入分配，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③克服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习惯。
必须指出的是，拉美国家身上越来越沉重的外债负担，也使国际金融界不得不重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无力还本付息为“导火线”，拉美国家相继陷入了债务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甚至还使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债务危机。当时，拉美的债务总额尚不足4000亿美元。而今，拉美的债务总额已上升到近8000亿美元。可想而知，如果拉美国家宣布无力还本付息，由此而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或许整个国际金融界都会崩溃。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提升”了拉美的地位。
第五，外部条件是否有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外部条件对拉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些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走向。初级产品出口是拉美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口收入的多少。最近几十年的趋势表明，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势呈现出疲软的迹象，这对拉美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2)外资流入的规模。最近几十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与外资的流入量呈正相关关系，即外资流入量大，经济增长率就高。
最后还应该指出，作为多种发展理论的发源地和试验地，拉美在国际上经济学术界的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提出的结构主义理论（也称发展主义理论）使拉美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了拉美一代人，而且还对整个发展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0年代问世的依附论（这一理论的许多代表人物是拉美学者），同样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世界各地盛行。拉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试验地”之一。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肤色的学者在评价新自由主义时，经常以拉美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
三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双重危机”使整个拉美地区在80年代陷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1994年12月
可见，在预测21世纪初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第3页)时，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拉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
虽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我们仍然能够从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遇到的历次危机中看出两个共同的因素，即外债和汇率。
70年代后期，许多拉美国家面临着三种严重的外部冲击：一是进口石油的价格上升；二是利率的上升使外债的利息支付额大幅度提高；三是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下降。面对这种局面，拉美国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或举借更多的外债。就第一个选择而言，减少进口并非易事，因为非必需进口商品已所剩无几；而增加出口则难以一蹴而就。可见，拉美国家只能求诸更多的外债。在1979-1981年期间，拉美的外债增长了85%。
1982年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墨西哥的“倒账”损害了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外资流入量急剧减少。外资流入量的减少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进而削弱了拉美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严重依赖外债的原因无疑是国内资本积累的能力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低的表现就是储蓄率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超前消费、收入分配不公、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以及政府未能利用利率机制来调动储蓄者的积极性等等。
拉美国家似乎并没有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继续无所顾忌地举借大量外债。当然，相比之下，90年代以来拉美爆发的历次危机和动荡的根源，除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以外，还与汇率的变化密切相关。
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把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发挥“汇率锚”的作用。“汇率锚”固然不负众望，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四位数降低到一位数。然而，“汇率锚”也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高估本国货币的币值，从而使出口部门面临严重的困难，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经常项目失衡变得更为突出。
币值高估并不十分可怕。如果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汇率，危机不会发生。然而，在上述拉美国家，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佳，不得已而为之的贬值极大地打击了外国资本的信心，从而导致资本外流或外资不愿意进入拉美。其结果是，国际储备急剧减少，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一切不良后果使外资流入量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也进一步加快，从而使政府更加难以驾驭金融形势。
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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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报告的数据，拉美的竞争力在世界7个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5，仅仅领先于不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在该报告所列出的20个国家中，智利、哥斯达黎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世界上分别位居第27、第35位和第38位；巴拉圭和尼加拉瓜分别是第72名和73名。由此可见，拉美的竞争力水平有待提高。当然，增强国际竞争力并非一蹴而就，拉美国家应该在21世纪初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四，能否通过增强国内资本积累的能力来强化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抵御和防范经济危机，使国民经济在没有巨大冲击的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曾爆发过四次震惊世界的危机，即80年代初的地区性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这些危机都给有关国家、乃至整个拉美地区带来沉重的打击，人民生活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四次危机的根源都与过度依赖外资有关。而拉美国家之所以过度依赖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比较低。除智利以外，拉美国家的储蓄率一般在15%-20%左右，而东亚则高达30%（注：Michael Gavin,Ricardo Hausmann and Emesto Talvi:"Saving,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in Nancy Birdsall and Frederick Jaspersen(eds):Pathways to Growth: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162）。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拉美国家应该采取以下措施：①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②改善收入分配，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③克服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习惯。
必须指出的是，拉美国家身上越来越沉重的外债负担，也使国际金融界不得不重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无力还本付息为“导火线”，拉美国家相继陷入了债务危机。拉美的债务危机甚至还使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债务危机。当时，拉美的债务总额尚不足4000亿美元。而今，拉美的债务总额已上升到近8000亿美元。可想而知，如果拉美国家宣布无力还本付息，由此而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或许整个国际金融界都会崩溃。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提升”了拉美的地位。
第五，外部条件是否有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外部条件对拉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些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走向。初级产品出口是拉美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口收入的多少。最近几十年的趋势表明，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走势呈现出疲软的迹象，这对拉美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2)外资流入的规模。最近几十年，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与外资的流入量呈正相关关系，即外资流入量大，经济增长率就高。
最后还应该指出，作为多种发展理论的发源地和试验地，拉美在国际上经济学术界的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提出的结构主义理论（也称发展主义理论）使拉美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这一理论不仅影响了拉美一代人，而且还对整个发展经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0年代问世的依附论（这一理论的许多代表人物是拉美学者），同样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8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世界各地盛行。拉美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试验地”之一。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肤色的学者在评价新自由主义时，经常以拉美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
三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双重危机”使整个拉美地区在80年代陷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1994年12月
，墨西哥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被视为“新兴市场时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机。1999年初，巴西出现了金融危机，这是20世纪西半球上最后一次危机。2001年12月，阿根廷遭受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上的富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2002年年中，乌拉圭和巴西又出现了金融动荡。
可见，在预测21世纪初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第3页)时，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拉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
虽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我们仍然能够从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遇到的历次危机中看出两个共同的因素，即外债和汇率。
70年代后期，许多拉美国家面临着三种严重的外部冲击：一是进口石油的价格上升；二是利率的上升使外债的利息支付额大幅度提高；三是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下降。面对这种局面，拉美国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或举借更多的外债。就第一个选择而言，减少进口并非易事，因为非必需进口商品已所剩无几；而增加出口则难以一蹴而就。可见，拉美国家只能求诸更多的外债。在1979-1981年期间，拉美的外债增长了85%。
1982年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墨西哥的“倒账”损害了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外资流入量急剧减少。外资流入量的减少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进而削弱了拉美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严重依赖外债的原因无疑是国内资本积累的能力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低的表现就是储蓄率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超前消费、收入分配不公、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以及政府未能利用利率机制来调动储蓄者的积极性等等。
拉美国家似乎并没有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继续无所顾忌地举借大量外债。当然，相比之下，90年代以来拉美爆发的历次危机和动荡的根源，除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以外，还与汇率的变化密切相关。
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把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发挥“汇率锚”的作用。“汇率锚”固然不负众望，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四位数降低到一位数。然而，“汇率锚”也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高估本国货币的币值，从而使出口部门面临严重的困难，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经常项目失衡变得更为突出。
币值高估并不十分可怕。如果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汇率，危机不会发生。然而，在上述拉美国家，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佳，不得已而为之的贬值极大地打击了外国资本的信心，从而导致资本外流或外资不愿意进入拉美。其结果是，国际储备急剧减少，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一切不良后果使外资流入量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也进一步加快，从而使政府更加难以驾驭金融形势。
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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