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

，这种重建必须从重新认识这些著作家们的著作开始[2,P8]。他分析了长期处　于霸权位置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现象社会学的局限所在，归纳了社会学　方法研究的一些新规则，并在其基础上建构自己研究社会的方法论体系，他注重从人的　能动性角度建立一个崭新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也就是社会结构是如　何由人类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结构如何又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2,P28]　。在吉登斯那里，他将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2,PP41-42]。这种规则不是带来否定性意　思的禁令或限制，相反，它们既是戒律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是对某　些活动方式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对意义的积极建构，是社会实践与再生产活动中运用　的技术或可以一般化的程序。而资源包括人类支配自然的配置性资源和社会中一些人支　配另一些人的权威性资源，强调其在社会变迁分析框架中的中心位置，说明其二者的合　理使用才能促使社会系统的有效互动。这种结构二重性理论与时空的坐标系统联系起来　全面的反映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趋势。正是在对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性　的困境分析之后，基于对自身结构二重性的哲学式理性化思考，吉登斯为现代社会的变　迁分析与研究提出了指向性的思维模式，也为他对传统理论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其　次，这种理性化变迁也体现为传统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性整合。第三条道路对传　统理论的解构并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认为他们把某些价值取向抬高到吓人的高度，奉为　生命的皋圭而潜伏着致命的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如果我们以多　元主义的视角，以理性的观点看待这些价值取向，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意　义。因此，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扬弃性的整合。整合的意思并非指没有冲突，　而是指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情况的消失，但从某种社会意义上说，整合毕竟是一种矛盾或　冲突相对的状况[2,P62]。用布莱尔的话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现代社会民主，致力于　社会正义和左翼目标，但却以灵活的有革新的向前看的方式来完成它，这条道路以“民　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但他远离了传统的国家控制、　高税收和生产者的利益及新右翼把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的努力看作是“松绑的恶魔”　的观点，主张调和过去的对抗性观念，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抗，“权力与　责任”的对抗，“促进企业与消灭贫困与歧视”的对抗(注：Sylvia Horton and David　 Farham,Public Management in Britain,P18,Macmilian press,LTD,1999.)。这种整　合性建构体现为：“市场、国家、市民社会”的互动。即在后匿乏经济时代，经济的增　长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同步，个人自由与道德振兴并重，创造个人机会平等的同时，还要　注重对社会大家庭的预后关怀。我们如何在不牺牲社会基本团结或者自由制度的前提下　，在全球市场中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时，不得不记住整合式建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　们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是市场社会”[4,P99]。最后，第三条道路的理性化变迁表现为　对现代性的理性认识——危险与拯救同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导致的变迁的绝对速　度与激烈之程度是以前的变迁所无法相比的。显示现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全　球化，新知识经济的兴起，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以及能动的反思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5,P　66]。这种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我们不能作单向度的理解，风险这把双刃剑——例　如科技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又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　大限度地减少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　规则。吉登斯的风险矩阵(机会、创新、安全、责任)说明了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　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要与政治社会的理性建构联系起来如福利国家参与改革，参　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　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3,PP6　6-67]。
　　这种对理论与现实的理性认识，促使作为行动性纲领的第三条道路对自己的理论不仅　仅停留在扬弃整合上，更应有所超越，才能更灵活地主动应付机遇与危险并存的社会。　正如吉登斯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寻求一种使社会民主适应世界性变化的一种政策　决策的思想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其意义在于：它试图　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P27]。这种超越式的范式导向表现为：首先　，它立足于脱出式的社会现实，用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理论研究模式，反思　性地应对传统理论回应不了的全球化、新知识经济、多元的文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变革　。第二，超越性建构了自己有别于以往的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具体概括为：(1)　在政治价值方面，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确定　一种“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的社会契约。(2)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分析了“经济　管制 + 道德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无政府状态 + 强有力的道德控制”的缺陷，提出一种超　越性的“新混合经济”，它是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　面之间的平衡。(3)在国家与政府方面，须超越“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　的答案”的观念，主张政府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双向放权，政府行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　治理，“掌舵而不划桨”(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　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页。)；超越传统福利国家，变它为一　种“社会投资性的国家”，确立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福　利投资不仅关注救济性分配，更应关注分配之后——福利投资应重视教育、人力资源方　面，注重工作机会的创造和二次机会的供给——变消极福利国家为积极福利国家。4、　在社会关系上，超越了国家神话和市场神话，主张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　种互动平衡，确立一种反对排斥的“包容性”关系。5、在国际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反　对暴力和恐怖活动，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建立对话的民主，协商的机制。6、在自然问　题上，主张自然和人类的双赢战略，而不是单向度的索取。
　　综上，“第三条道路”的超越式建构，是以对

传统理论的扬弃性整合为前提，并在反　思社会巨大变迁的现实情况下，作出的应对性的战略转变，体现了他理论建构的扬弃性　整合和超越性的范式导向的特点。而这种理论变迁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理性化的反思基础　之上。
　　　　　　三、实践式完善：革新式行动和滤合式修正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第三条道路也不例外。第三条道路要想在社会实践　中保持其不衰的生命力，须克服以下方面的固疾，须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修正中完善　自己的理论：第一，须克服理论自身还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正如杨雪冬在《第三条道　路：新路还是旧途?》中指出的，第三条道路似平折中多于创新，拿来多于内生；本身　的理论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该理论中衍生出的措施的　可行性；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中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缺少明确的经济学支撑；如何　处理好党内支持，争取党内的不断支持；在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方面，第三条道路更　多的是口号，没有切实的行动等[4,PP18-20]。第二，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如　拉尔夫·达伦道夫在《第三条道路与自由：欧洲新中派的威权主义》一文中，对第三条　道路可能出现的单极化和威权主义表示了自己的担心[4,PP102-104]。而法国的伊格纳　本奥·格莫内特则声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机会主义的态度承担　起了征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任务[4,P141]。又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罗　列出来的其它各种批评观点[PP23-26]。第三，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第三条道路试　图立足于现代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实践，但是由于民族-国家作　为社会行动的主体以其本身所有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历史传统不同，所以其治理模　式也会不尽相同。正如斯蒂文·卢克斯在其《放弃中间》一文中，认为：“第三条道路　”这个词，暗示封闭的含义，即只有一个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他同时认为：“第三条　道路”也意味着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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