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
社会背景之间的可转移性,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4,P120]。所 以第三条道路不是唯一,而呈现多元趋势。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一本近著 中区分了欧洲的四种不同的“第三条道路”[5,P31]:英国新工党的“市场导向的”(Ma rket-oriented)第三道路;荷兰的“市场与协商一致导向的”(Market andConsensus-oriented)模式;瑞典走了一条“改革的福利国家”(Reformed welfare Sta te)之路;法国坚持了“由国家引导的道路”(State—led way)。这种渴望理论体系的 完备性和模式探索的多元开放性的悖论确定了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第四 、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条道路所提出 的一揽子政策,虽然在其政党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其政策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及其 前途更多的取决于执政期间解决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竞选的能力,取 决于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第三条道路正在以革新式的行动不断地调整和修正政策以适 应当今社会的现状。这种革新式的行动没有禁区,一切都要进行探索。自布莱尔和克林 顿1998年2月华盛顿会晤之后并伴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走上政治舞台,第三条道路 作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得以全面的实施。在70年代就已展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依然继续, 实现福利国家和政府再造;第三部门蓬勃发展,社区建设得以复兴,“民主的自由企业 ”: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体制(注:W.B.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冯韵文、黄育馥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18页。)——既关心自己的经济增长又 关心社会的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组织——正在兴旺发达,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环境治理 的国际合作和民主协商成为主流……凡此等等是第三条道路得以全面检验、修正和完善 的一块块试金石。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还以“滤合式”方式修正和完善。“滤合式” 这个化学术语,在实践中体现为“模式减肥”,如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是以 调整性措施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在理论上体现为“范式渐进”,是通过主流学术群体 里工作的人以累积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开拓知识的前沿,我们从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 理论探索历程中可以看出,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被视为“第三条道路 ”的范式雏形,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则标志其理论范式正式形成。随后的2000年的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则可看作是范式不断走向完善。
如上所述,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反思性进步中除了选择之外别无选择的理论。是在社 会实践和理论实践中以革新式的行动和滤合式的修正不断完善的。
四、结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的科学探索
当我们惊讶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与理论家携手共奏现代社会治理的新乐章时, 我们不禁会反思“是什么促使这种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的时代性对接(注:万俊人:《 之间与之外:关于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第39页。)? 是怎样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第一个问题表明政治权力需求和学 术话语供给的共谋性对接。这种供需对位的一个原因是理论探索哲学理念和政治目标的 趋同。第三条道路不求政策策略的同一,但求殊途同归。它试图使国家和政府——包括 福利国家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现代化,其含义是改革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 化过程中信息秩序的要求[5,P32]。从“自然能给我们什么”走向“我们为自然作了什 么”的反思性实践与研究之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追求也成为政治家 在这个传统不再是传统,自然不再是自然的社会中,如何回应与参与,以促进社会和自 然的和谐发展,建立民主的生活政治,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政治目标。理论和实践在此 实现了共谋性对应。第三条道路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适应性的科学探索。它顺应 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反思性地学习传统理论,以不 断探索的科学精神提出了一整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替代性政治哲学和有效治理的政策框架 ,为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这些可行政策的出炉显然得益 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的科学研究方法。表现为对传统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反思性学 习,在批判性的解构中加以扬弃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的建构了适应社会现实的 新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的作者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理论是引领不断变 化的现实世界的万能钥匙,因而他们寻求与政治现实结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修 正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之中,同样有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要 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 有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从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 的论战中就可看出这种选择的艰难。而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哲学理念和适应 性科学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扇窗口。如果我们能借鉴 性的利用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模式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找出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实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年5月.
[2]郎有兴著:《第三条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4]杨雪冬、薛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8月.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1月.
《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路径分析(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61847.html
如上所述,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反思性进步中除了选择之外别无选择的理论。是在社 会实践和理论实践中以革新式的行动和滤合式的修正不断完善的。
四、结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适应性的科学探索
当我们惊讶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与理论家携手共奏现代社会治理的新乐章时, 我们不禁会反思“是什么促使这种政治权力和学术话语的时代性对接(注:万俊人:《 之间与之外:关于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第39页。)? 是怎样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理论?”第一个问题表明政治权力需求和学 术话语供给的共谋性对接。这种供需对位的一个原因是理论探索哲学理念和政治目标的 趋同。第三条道路不求政策策略的同一,但求殊途同归。它试图使国家和政府——包括 福利国家再加上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现代化,其含义是改革社会制度以适应全球 化过程中信息秩序的要求[5,P32]。从“自然能给我们什么”走向“我们为自然作了什 么”的反思性实践与研究之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追求也成为政治家 在这个传统不再是传统,自然不再是自然的社会中,如何回应与参与,以促进社会和自 然的和谐发展,建立民主的生活政治,实现人们幸福生活的政治目标。理论和实践在此 实现了共谋性对应。第三条道路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适应性的科学探索。它顺应 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反思性地学习传统理论,以不 断探索的科学精神提出了一整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替代性政治哲学和有效治理的政策框架 ,为政治家实现其政治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这些可行政策的出炉显然得益 于“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的科学研究方法。表现为对传统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反思性学 习,在批判性的解构中加以扬弃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的建构了适应社会现实的 新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的作者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理论是引领不断变 化的现实世界的万能钥匙,因而他们寻求与政治现实结姻,并在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修 正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之中,同样有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要 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 有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从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 的论战中就可看出这种选择的艰难。而西方“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的哲学理念和适应 性科学探索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开启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扇窗口。如果我们能借鉴 性的利用第三条道路理论探索的路径模式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找出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认为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年5月.
[2]郎有兴著:《第三条道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3][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4]杨雪冬、薛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8月.
[5][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