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纪末、20世纪初的阶段，资本主义早已造成的世界市场，变成垄断资本主义“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关系”的世界经济格局。[5](P63)这样，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个基本矛盾：其一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这是一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民族矛盾；是“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6]其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它们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生死搏斗，以致发生世界战争。其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而且也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一旦激化便导致战争和革命。在那个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5](P582)是世界范围内的客观规律导致的结果。列宁在分析“世界历史”进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实行社会革命的新阶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二元性社会与一元性社会同时并存的问题。他认为，“半殖民地国家”这种“中间”的、“过渡”的二元性国家，是资本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中的特有产物，“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5](P645)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的分析方法基本是列宁式的，他的创造性在于十分成功地分析了处在这一“世界历史”时期的最大的二元性国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历史发展。 
（四）邓小平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生活在不同于列宁、也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一直处在“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但二次大战以后，这个大时代进展到了新阶段。邓小平认识这个新阶段，是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的。这就是：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历史，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指明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7](P64)，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第三，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邓小平认识这个新阶段，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他在继承和运用他们的基本方法的同时，作出了反映新阶段、新情况的新结论。这就是他的著名的“东西南北”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P105)这就是说：东西方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但矛盾的焦点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东方一系列国家进行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分裂，苏联同美国争霸于世界，使矛盾大为复杂化；苏联解体以后，东方国家不再以推动西方国家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现实任务，而是站在弱势地位上，保护自己的独立地位，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样，南北方之间也依然矛盾着，但矛盾的焦点已不是侵犯民族独立与争取民族独立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得到了基本的解决，而是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国家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发达国家则出于社会本质上的自私，以种种手段妨碍它们的发展的矛盾。在“东西”和“南北”这一对关系中，“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东方国家主要也是发展中国家，同南方国家处在同样的地位之上。人类实践是发展的，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而在当代，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只有抓住发展这个核心环节，东西方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世界范围内客观的矛盾发生了如上的演变，邓小平把握住了这种演变，因而也就推进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二、“世界历史”格局中的中国国情分析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一）毛泽东对“世界历史”状况和中国国情的分析 
毛泽东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找到一条适合“世界历史”的现实状况和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革命道路作了精辟的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和二元性。他以生动而深刻的笔触写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9]在政治结构方面，毛泽东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和阶级结构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一头是少量的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只有数百万工人组成的中国无产阶级，两头之中的中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则具有最大的比重。[10] 
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这样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是同世界的整体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同国际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就阶级关系说，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同国际资产阶级又同一又矛盾。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重要方面军。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论证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1]正是在所有这些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确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2]

，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则是以无产阶级为领袖，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首先占领广大农村，然后逐步夺取城市，最后取得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二）邓小平对世情和国情分析的两大结论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把世情分析与国情分析结合进行的方法。他首先是面向世界，重新确定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在“东西”关系中，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双重的关系：一重，必须向它们学习一切先进、管用的东西；另一重，必须反对它们试图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我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在“南北”关系中，则属于发展中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谋求在这种秩序中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世界和中国作出了两项基本结论。对世界，他的结论是：世界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开放的整体性世界，中国离不开这一开放世界的发展；对中国，他的结论是：中国是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社会总体落后、结构二元，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充分注意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构二元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调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方面，提出了一项“大政策”，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在实际上就是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的历史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的世界和中国是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经历了长期的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实践而变化形成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是这一实践的产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是这一实践的产物。 
（三）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邓小平按照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了尊重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取得改革和发展得以深入持续地展开的基本条件，邓小平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方针；而为了尊重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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