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有鲜明地提出过上述问题。这里有两个理由可作解释：一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建设事业在进步，国力在增强，各种探索性的努力在继续，并没有明确迹象显示落后民族没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在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在扩大，选择和拥护社会主义方向的力量在增加，而资本主义却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发达国家有望爆发革命，形成列宁所预言的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局面。 
后来的变化尽人皆知。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型科技革命逐渐显示了它变革社会关系的巨大力量，乃至从两个方面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一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重又拉大。资本主义利用自身丰厚的经济文化基础，占据了这次科技革命的潮头，在六七十年代迅速革新了社会生产力，不仅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客观上也映衬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迫使它走上改革之路。二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掌握了核武器。这种武器所具备的毁灭能力，使双方的暴力对抗走进死胡同。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和平共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除非其内部发生变化，否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纯运用暴力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认：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并没有理由期待发达国家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这意味着，列宁关于落后民族与发达国家共建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相当长期是无法实现的。 
这同时意味着，要使社会主义重新对人类产生吸引力，必须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全面发展之后。这与以前不同。当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其吸引力往往是由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端；而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其吸引力只能依靠它对资本主义的实际超越。换句话说，当今天发达国家在未来某个时候被社会主义所吸引时，它已经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变得落后了。因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发达国家实现的预言，过去不曾实现，现在无法实现，将来也不会实现。 
那么，如何认识落后国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呢？ 
如果把它视为偶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不采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则提供辩护——因为我们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能硬套马克思、恩格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总体上处于尴尬境地——因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实现的一切，还不能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理中找准自身的位置。 
如果把它视为必然现象，一方面，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把改革所取得的实际进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把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只是在实践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只是在策略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没有完成对新的实践的逻辑论证，还需要从起点开始去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两种判断之间的冲突，而把相互矛盾的结论强行统一在一起。但是，实践本身会显示出这种矛盾。正如理论界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维持了一种理论体系的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有着与当年布尔什维克相似的处境。当落后的俄国——而不是若干先进国家——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列宁只是从策略意义上肯定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这无可非议：人们还没有条件更深刻地认识这种现象；即使个别人物把握了这种现象的本质，也无法立即公开地揭示这一本质，除非他甘冒陷入一场无休止争论的危险。因为，除了实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论证相抗衡；而此时的实践刚刚展开，它因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具备可靠的说服力。这是人类历史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特殊时期。 
当前人的定论严重束缚着多数人头脑的时候，面对时代条件的根本变化，执政者有必要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不搞争论，运用“看准了的，大胆试、大胆闯”的策略原则，果断地在实践领域取得突破，用“发展”这种“硬道理”去说服人们，迅速开创新局面。 
当然，绝对的“不争论”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做到不主动挑起争论，对已出现的争论持一种淡化态度。在这方面，强调对前人成说的变革是从策略层面进行的，往往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至少是换取持不同意见者的沉默，从而有效地赢得在实践领域内的发展。 
列宁从策略层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被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大体上接受了下来。在一定意义上，列宁关于落后民族需与先进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逐步被演变成为一种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实行对抗的国际关系战略。它不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它们的经济建设模式。苏联、东欧后来的剧变，从最深层次原因分析，不能不说和这一模式有关。 
邓小平理论的崛起，是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的。这一命题的提出，正式宣告了与苏东模式的决裂。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它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基本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从实践方面强行拉动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主义者借助于这一理论工程的完成，不仅能够把邓小平所开创的伟业进行到底，而且导致马克思主义重新与当代人类进步的潮流相融合，使其再度成为人类驶离资本主义雾海的明灯。 
三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性贡献是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方向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肯定了社会主义目标与市场体制的统一，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客观评价过商品经济在人类发展中的巨大积极作用，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采用这一发展方式。他们的理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品生产所伴随的无政府状态会导致生产力极大浪费；二是商品经济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会带来社会成员两极分化。 
在当代

，资本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从原来“自由放任”的商品经济模式，演变成“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同时兼容了商品方式和计划方式两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保留进而弘扬了其效率机制。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的选择，首先是以此为前提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3卷，506页）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这种占有权直接表现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将逐步使劳动能力强的人拥有更多的占有权，而劳动能力弱的人则减少甚至丧失占有权。一旦前者把自己的占有权分解为消费资料占有权和生产资料占有权，并且使后一种占有权与雇佣劳动现象结合在一起，就会导致剥削。 
上述判断可视为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方式来发展的深层原因。 
当年，与马克思同时期活动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圣西门主义者提出理想社会要“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应该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原则“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不可避免地“要求通常的社会阶级划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7～598页）。法国空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