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者德萨米等人也批评这一原则会导致“能力贵族”的出现。 
针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库尔曼所主张的人们的占有和消费都应取决于他的劳动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为此，必须用“按需分配”代替“按能力计报酬”，使“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参见前引书，636～638页）。 
此后，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化了他和恩格斯在40年代关于按劳分配的认识，意识到理想社会在最终实行“按需分配”之前，必须经历一个“按劳分配”阶段。但是，马克思对此有三项特殊的界定：一是强调“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指劳动时间，由此淡化了劳动者之间能力差别的重要意义；二是强调“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和货币的条件下实行的，这就杜绝了拥有剩余消费资料的劳动者通过货币积累将其转化为生产资料，并通过与劳动力商品交换，最后去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性；三是强调“按劳分配”在原则上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只能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者不应停留于此，必须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发展。 
理论界流行的意见与马克思的本意是有出入的。相比之下，毛泽东真正把握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从逻辑可能性上说，要发展经济，必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用物质激励的办法，通过多劳多得，褒奖劳动效果好的劳动者；二是用精神激励的办法，倡导大公无私，褒奖集体主义精神强的劳动者。 
物质激励的办法就是张扬按劳分配原则，其社会经济环境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精神激励的办法就是张扬共产主义观念，其社会经济环境就必须限制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这两种原则上升为一般社会管理模式，都是没有先例的；但物质激励原则曾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明确否定过。而对善于依靠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毛泽东来说，精神激励原则却极富可行性。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即为一证。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身处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国家领导人，却从实践中体会到，仅凭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问题，而依靠物质利益的激励，则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鼓励这类尝试和实践。 
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的。毛泽东试图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突出政治”的结果，是人们千方百计在政治领域寻找经济利益。原本应该在物质生产中大显身手的人，现在却转向了政治角逐。这种氛围大大鼓舞了那些投机者。这些家伙兴风作浪，屡灭屡生，使伟大如毛泽东者也无法从政治纷争中脱身，不得不倾大力“抓革命”，对于“促生产”则只能流于应付了。 
毛泽东的这种失败为邓小平从另一个方面做出选择奠定了充分的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当邓小平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全面展开之后，物质激励原则本身所蕴藏的矛盾就渐渐显露了。 
四 邓小平理论面临的基本发展任务是如何完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任务是同时在两个方面显现的： 
一是在通过市场方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还有一些人心存疑虑，一遇到矛盾和问题，就归罪于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就非难和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停留在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结论上，对于沿着完善市场体制方向的改革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 
一是在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问题上，有一些人不注意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忽视或淡化社会主义的方向，有意或无意忘却社会主义的本质，一味照抄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一有可能，就把完善市场体制的改革举措搞成渐进的全盘西化。 
上述两个问题虽然相互矛盾，客观上却彼此支持。一种倾向的存在导致另一种倾向的形成。双方都以自身的片面性肯定着对方的片面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作为人类经济史上的创新事物，公有制市场经济不能脱离既定的文明成果，必然要从现存事物本身的内在否定机制中发生。其基本特征就是现存事物以倾向性的思路在创新过程中交替出现。它们都向极端方向推演，用彻底性展示自身；又都因片面性显示缺陷，导致对自身的否定。从逻辑上说，这一矛盾的消解取决于这一矛盾运动过程本身：人们既不能完全回到传统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投向资本主义；既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排斥资本主义。无论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将是一个扬弃过程。 
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质的意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契机是当代新型科技革命提供的。 
就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本身而言，其以竞争为特征的运行机制本来就存在二重性：一是优胜劣汰，把劳动者分为三六九等

；二是促劣变优，使劳动者能力趋于同等。问题在于，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前一种趋势因其“马太效应”，往往自发地遏制后一种趋势，使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滞留在两极分化状态。 
当代新型科技革命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这一点： 
其一，这场科技革命使人类生产力的增长点历史性地转变到科学技术领域。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已成为共识。知识形态的生产设备、工艺技术、管理手段，作为精神产品，一个人运用与所有人运用都不会破坏它本身的使用价值。科技革命的发展将导致物质生产资料作用的弱化，使其对人们劳动行为的制约减小；因“马太效应”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在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从而将有更多的人获得发展自身劳动能力的机会。 
其二，这场科技革命使教育变成基础性产业。信息量的猛增，使终身教育变得必要；而传播手段的进步，使教育越来越普及。这意味着，劳动者缩小彼此能力差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竞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必然会转化为一种学习的动力。这在客观上会加快劳动者能力水平趋近的进程，使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平等的作用越来越显露出来。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两种趋势存在着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是一种始终存在的现象；但随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对劳动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因此促进了这些国家教育水平的普及与提高，劳动者能力出现了接近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从实际上影响到两极分化的基本社会格局。整个说来，资本主义走的是一条自发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的构想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文选》，第3卷，374页） 
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利用公有制条件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转变成“奖优扶劣”，并为“促劣变优”提供尽可能多的条件，以加速其发展进程。 
在目前情况下，社会主义沿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改革需要把握三个基本策略： 
第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社会主义赖以自觉调整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保障劳动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工人、农民基本权益的根据。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根据具体情况，从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总量平衡的角度，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利益群体采取某种倾斜性政策，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无论是发达地区“多交利税”，还是他们向落后地区进行“技术转让”，归根结底也将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动摇。市场自发机制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应该能够和社会评价体系对集体主义的张扬统一起来。因为人本来就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