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发展

就历史哲学之基本原理层面而言，对生产关系的阐释当然是从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大而全地展示历史的所有方面，而在于把它用来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就理论视域来说，他必然主要集中在私有制生产关系的领域；就研究角度来说，必然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性方面。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对立着的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从以现实的社会历史内容为基础的对立着的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生产关系是他科学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结果。 
不过，如果在历史情境已经转变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解释维度，并视之为坚持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唯一选择，那就容易走向片面化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就没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事实上沿用了马克思在私有制社会问题上所采用的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生产关系矛盾性的方法，把它直观地搬到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中。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的本质就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因此，只有彻底地“一大二公”，彻底地“社会主义”化，才能说明无产阶级在这场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晚年毛泽东实际上假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不需要单独考虑的，理论的重点只要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化即“抓革命促生产”上就可以的。 
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突破了生产关系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小平同志甚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判断标准的理解应该说是很清楚的。在他的思路中，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大二公”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观点恰恰是要被抛弃的。在理论层面上，邓小平实际上通过走向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完整思想本身，即走向必须从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的性质，然后再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题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准在于看它是否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正像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不仅如此，邓小平在生产关系理论上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置放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中，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内涵，并以此而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是集中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关系理论就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马克思没有面对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现实。因此，当他在思考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自然就会从矛盾双方的斗争关系的角度去理解。邓小平鉴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客观事实，在一个广阔的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内发展了生产关系的理论。这应该是邓小平生产关系理论的第二个层次。在邓小平看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关系理论不可能只局限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必然要扩展到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之中。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理论还应该关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新经济格局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在实践中就是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的理论。理解新经济格局中的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拿马克思当年处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部问题时的观点和方法来套。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在这种新的经济格局中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的“发展”是双方都得到发展。因此，思考这一新问题的方式方法应该区别于马克思当年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容许的最高点这一理论前提下所采用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当然，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关系并不是依附于它。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同样是十分明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邓小平鼓励引进外资，鼓励建立“三资”企业，并不是以丧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代价的。在他思考这一层次的生产关系问题时，他的思考中心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问题，其它任何因素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必须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在谈到“三资”企业时，邓小平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邓小平的生产关系理论是个重要的思想宝库，我们应该加大对它的研究力度。 
三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第三个重大发展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研究经济问题是只停留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还是应该在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展开，这实际

上反映了这个理论家能否真正地认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精髓并把它在现实实践中加以发展的问题。如果仅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路的确只是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展开的，但对这一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①《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理论定位是从经济学的层面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因此，它并不涉及从社会形态整体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马克思自唯物史观成熟之后始终有一个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由资本家阶级及其利益代表所组成的政治统治集团决不可能“聪明”到为了不让资本主义灭亡而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这一阶级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从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角度来说，经济学的层面是一个根本性的层次。 
如果把思路从经济学的层面拉升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层面，应该说，由于马克思在哲学理论写作方面都是有一定的理论批判性的，即马克思的哲学著作都是以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确更多地注重了经济基础的历史作用以及它对上层建筑因素的决定作用。这里的问题是，历史本质论的线索并不等于历史运作论的线索。马克思在历史本质的层面主要关注经济基础的线索，并不等于他认为在现实历史活动即历史运作论的层面也只要谈经济基础方面的东西就行了。因此，一旦经济哲学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即与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主题不同，那么，显然有一个理论“空场”是需要后来者加以发展的，即在新理论主题下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因素在历史运作论层面的关系问题。其实，恩格斯晚年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合力论”的观点，但应该说，这一思想在后来者那里没能引起足够注意。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在现实的革命实践即具体的历史运作论的层次还一个劲地讲经济对其它因素的决定作用，以致于沦落成了机械决定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发展(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