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发展

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指出考茨基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事实的一种认可，应该说这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这一点上的突破表现在，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经济实践的历史运作论的层面，马克思在历史本质论上所提出的观点以及他在单纯的经济的层次上所展开的《资本论》中的理论线索只能作为指导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科学指南，而不能作为教条。通过结合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晚年在历史运作论层面上所提出的“合力论”思想。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邓小平对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上。 
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像机械决定论者所说的那样经济基础是完全决定上层建筑的，那精神文明建设确实没必要抓，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水平，你怎么抓都没有用。但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处在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我们只有不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结合我们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特点，创新出一条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使我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致于永远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上的附属国。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依赖。小平同志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思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决不是在这之外的一个单独的东西。国内有些人所主张的只要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自然就没市场了的观点显然是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截然相反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是如此。邓小平始终把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盘棋来下。正像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为了与现实经济实践中的机械决定论区别开来，邓小平甚至强调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小平同志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晚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他清楚地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显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妨碍邓小平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实践的层面上展开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是他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下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仔细地研究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新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地把握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内涵将是十分有益的。 

《邓小平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发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