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
贪官污吏，讽刺时政，宣传革命道理。为扩大在士兵中的影响，《大江报》给新军义务送报，供士兵阅览，还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积极向报馆投稿，又将黄花岗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入社的新军士兵受到这种切身的和理论的宣传教育，“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报纸成为士兵和民众的喉舌。在２０世纪初的武汉，各种宣传革命的进步报刊是革命者掷向清廷的唇枪舌剑，为革命大造舆论声势，宣传鼓动各种革命思想，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武昌革命党利用报刊等媒体进行舆论造势，对今天的政治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２．充分重视演讲演说。湖北革命团体经常举行公开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如原本为宣传基督教教义而开办的日知会，被革命党人改造成革命团体后，每逢周末都会举行演讲。有时先说教讲道，假借基督舍身救世等故事，引伸为宣传革命；或讲述世界局势中国危机，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必会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南昌人黄大可把自己的住宅作为阅览室之用。黄大可的亲房弟兄反对，黄写一字条标于门首：“此屋已捐与开化书报社营业，如有阻挠之者，余当变厉鬼以击其脑。”宣传所收效果，此可见一斑。
３．充分运用学堂讲课。革命党人还常常利用学堂作为革命宣传场所。如日知会成员针对文华书院不重视国文的现状，建议开设国文课，于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被聘为国文讲席，向学生讲授民族、民权思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青年学生中间。日知会还自办了江汉中学、东游补习班和明新公学等，许多日知会会员在学校中任教。革命党人以学校为掩护，更加便于宣传革命。
此外，革命党人还灵活采取了多种方式宣传革命，如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革命思想；或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吃饭之际，宣扬革命思想等。革命党人高度重视宣传舆论工作，使得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４．高举“救亡图存”旗帜，鼓动民众对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恨。革命党人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救亡图存，努力灌输民众对清政府和列强的恨，使各阶层群众民族解放意识不断觉醒。革命党人利用报刊、演说等方式，揭露晚清政府的腐败，大力进行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兵舰游弋于长江之上，西洋教士横行内地的形势教育。各种舆论形势都在向民众宣告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灌输对清政府和列强的不满，最终上升到恨。如１９０６年，日知会的主要组织者刘静庵在一次演说中讲：“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４］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用水缸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离不开革命党人长期“救亡图存”的仇恨鼓动工作。正是革命党人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得在起义后的危急时刻，民众的民族意识瞬间觉醒，心中的怒火和仇恨被引燃，爆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三、健全组织体系，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２０世纪初，武汉已经涌现出许多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前，规模最大的就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离不开革命党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健全组织体系所做的大量工作。
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是１９０３年由兴中会成员及自立军主要领导人吴禄贞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团体甚至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仅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就被清政府发现，很快被解散。１９０４年，继花园山聚会而起的科学补习所成立时，设置了所长、总干事、文书、会计和宣传等职务，开始建立组织机构，但科学补习所历时四、五个月被查封。
到１９０５年，参加过武昌花园山聚会和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成立日知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干事会设总干事和干事，评议会设评议员。在武昌各军营和各学校均派有本单位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工作。在武昌设立学社，联络其他革命团体。并且日知会开始将活动范围扩大，在南京、安徽和奉天等地都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甚至在国外也建立基地，其海外主要活动基地设在日本东京。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在１９０７年，日知会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导致了日知会组织瓦解。
１９０８年，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成立，该学社设立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等职务，并要求入社人员须由社员三人以上介绍，每个社员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后来群治学社停止了活动，留鄂的社员在１９１０年中秋又组织成立了振武学社。
在振武学社被破坏后，１９１１年１月３０日，军学两界的党人又成立了文学社。它吸取了科学补习所以来的挫折，不断健全组织。推举了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社长以下设有参议、参谋、交通、外交、庶务、招待、会计、书记、录事等。
社长蒋翊武十分重视加强文学社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他十分注意健全入社手续，重视对入社对象的严格审查，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符合者才能加入，而且特别注意建立严密而又完备的组织系统。文学社成为起义指挥部后，司令以下设有参议、参谋、副官、掌旗、军需、军械、书记等，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由标营代表负责。蒋翊武在所在地四十一标为根据地后，在深入新军第四十二标时，鉴于四十二标驻地分散，且当要冲，蒋翊武遂在四十二标建立了阳夏支部，委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为支部长。通过蒋翊武的严密组织，使文学社在组织上实行了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单线联系的原则，使其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从而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适应了起义的需要。
正是因为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武昌起义才得以在起义领导机关被破坏，反动派大肆搜捕，起义领导人因各种原因均不在，起义有可能流产的危急情况下，由各营的革命党人相互联络，果断发动了起义。如起义中率先发难的工程八营就是在该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与附近的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约定共同举事的。从以上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团体是在不断失败后又不断成立的，组织体系是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健全完善的，从而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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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充分重视演讲演说。湖北革命团体经常举行公开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如原本为宣传基督教教义而开办的日知会，被革命党人改造成革命团体后，每逢周末都会举行演讲。有时先说教讲道，假借基督舍身救世等故事，引伸为宣传革命；或讲述世界局势中国危机，依据圣经教义提出当今救亡道路。每讲到沉痛处，必会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南昌人黄大可把自己的住宅作为阅览室之用。黄大可的亲房弟兄反对，黄写一字条标于门首：“此屋已捐与开化书报社营业，如有阻挠之者，余当变厉鬼以击其脑。”宣传所收效果，此可见一斑。
３．充分运用学堂讲课。革命党人还常常利用学堂作为革命宣传场所。如日知会成员针对文华书院不重视国文的现状，建议开设国文课，于是，革命党人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被聘为国文讲席，向学生讲授民族、民权思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青年学生中间。日知会还自办了江汉中学、东游补习班和明新公学等，许多日知会会员在学校中任教。革命党人以学校为掩护，更加便于宣传革命。
此外，革命党人还灵活采取了多种方式宣传革命，如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革命思想；或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吃饭之际，宣扬革命思想等。革命党人高度重视宣传舆论工作，使得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４．高举“救亡图存”旗帜，鼓动民众对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恨。革命党人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救亡图存，努力灌输民众对清政府和列强的恨，使各阶层群众民族解放意识不断觉醒。革命党人利用报刊、演说等方式，揭露晚清政府的腐败，大力进行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兵舰游弋于长江之上，西洋教士横行内地的形势教育。各种舆论形势都在向民众宣告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灌输对清政府和列强的不满，最终上升到恨。如１９０６年，日知会的主要组织者刘静庵在一次演说中讲：“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４］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用水缸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离不开革命党人长期“救亡图存”的仇恨鼓动工作。正是革命党人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使得在起义后的危急时刻，民众的民族意识瞬间觉醒，心中的怒火和仇恨被引燃，爆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三、健全组织体系，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２０世纪初，武汉已经涌现出许多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前，规模最大的就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离不开革命党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健全组织体系所做的大量工作。
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是１９０３年由兴中会成员及自立军主要领导人吴禄贞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这个革命团体甚至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仅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就被清政府发现，很快被解散。１９０４年，继花园山聚会而起的科学补习所成立时，设置了所长、总干事、文书、会计和宣传等职务，开始建立组织机构，但科学补习所历时四、五个月被查封。
到１９０５年，参加过武昌花园山聚会和科学补习所的刘静庵成立日知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干事会设总干事和干事，评议会设评议员。在武昌各军营和各学校均派有本单位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工作。在武昌设立学社，联络其他革命团体。并且日知会开始将活动范围扩大，在南京、安徽和奉天等地都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甚至在国外也建立基地，其海外主要活动基地设在日本东京。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在１９０７年，日知会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导致了日知会组织瓦解。
１９０８年，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成立，该学社设立了社长、文书、会计、庶务等职务，并要求入社人员须由社员三人以上介绍，每个社员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后来群治学社停止了活动，留鄂的社员在１９１０年中秋又组织成立了振武学社。
在振武学社被破坏后，１９１１年１月３０日，军学两界的党人又成立了文学社。它吸取了科学补习所以来的挫折，不断健全组织。推举了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社长以下设有参议、参谋、交通、外交、庶务、招待、会计、书记、录事等。
社长蒋翊武十分重视加强文学社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他十分注意健全入社手续，重视对入社对象的严格审查，强调从出身贫寒的下层群众中吸收社员。规定：凡入社者须得三人以上介绍，并经调查，确是与本社宗旨相符合者才能加入，而且特别注意建立严密而又完备的组织系统。文学社成为起义指挥部后，司令以下设有参议、参谋、副官、掌旗、军需、军械、书记等，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由标营代表负责。蒋翊武在所在地四十一标为根据地后，在深入新军第四十二标时，鉴于四十二标驻地分散，且当要冲，蒋翊武遂在四十二标建立了阳夏支部，委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为支部长。通过蒋翊武的严密组织，使文学社在组织上实行了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单线联系的原则，使其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从而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适应了起义的需要。
正是因为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武昌起义才得以在起义领导机关被破坏，反动派大肆搜捕，起义领导人因各种原因均不在，起义有可能流产的危急情况下，由各营的革命党人相互联络，果断发动了起义。如起义中率先发难的工程八营就是在该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与附近的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革命党人取得联系，约定共同举事的。从以上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出，革命团体是在不断失败后又不断成立的，组织体系是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健全完善的，从而保存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武昌首义中政治工作刍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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