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观的哲学思考
教育上不去,人的现代化实现不了,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一句空话。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7页)。由此可见,抓好教育乃是观念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二、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体。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谁是文化创造主体的问题作出了最根本的判定:“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从而揭示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主体应属于人民大众。邓小平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观点。具体地讲,邓小平的这种文化观,体现在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上:
(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人,文化应反映主体的活动,充分地积极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化只有反映主体的活动,才能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面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必须努力表现人民群众,才能直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邓小平从我国的历史、国情和人民群众“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文艺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文化读书周报》1992年8月29 日)。在邓小平看来,文艺工作者的天地实际上是非常广阔的,他们应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深入生活,通过艺术形象和符号反映出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物和新思想,“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3页)。
(二)文化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著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论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又同时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过分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政治属性,有一定的片面性;新中国建立后相继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不仅助长了文艺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还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策动的“阴谋文艺”提供了论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是,必须指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并非普遍准确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论点,但他对中国革命文艺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论断,并非都仅仅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出发,他的文艺思想的灵魂和核心始终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忠实地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早在1975年,他就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34页)。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以对待毛泽东思想一贯采取的原则的科学的态度严正指出:“我们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 第158页)。“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或者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都同样是“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上书,第182页)。
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邓小平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战略家的高度,从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出发,针对中国的国情,结合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果断地作出新的论断和科学的概括。如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同上书,第220页)。 这是邓小平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在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问题
三、依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确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根据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派生的。但意识形态本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的社会根源,指出它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每一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彼此隔绝、毫无联系的。每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同以往时代的思想成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继承关系,使其沿着历史的转变持续向前发展。一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根据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辩证法则,指出要处理好文化的继承、借鉴、批判、创新问题,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此外,他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3页)。从这一基本结论出发,观念文化的建设自然也不能游离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易言之,观念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就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继承和借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要处理好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化和国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nb 《邓小平文化观的哲学思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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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体。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谁是文化创造主体的问题作出了最根本的判定:“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从而揭示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主体应属于人民大众。邓小平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毛泽东文化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观点。具体地讲,邓小平的这种文化观,体现在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上:
(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人,文化应反映主体的活动,充分地积极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化只有反映主体的活动,才能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面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必须努力表现人民群众,才能直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邓小平从我国的历史、国情和人民群众“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文艺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就不去看《少女的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文化读书周报》1992年8月29 日)。在邓小平看来,文艺工作者的天地实际上是非常广阔的,他们应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深入生活,通过艺术形象和符号反映出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物和新思想,“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3页)。
(二)文化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著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论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又同时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过分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政治属性,有一定的片面性;新中国建立后相继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创作要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不仅助长了文艺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还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策动的“阴谋文艺”提供了论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是,必须指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并非普遍准确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论点,但他对中国革命文艺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论断,并非都仅仅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出发,他的文艺思想的灵魂和核心始终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忠实地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 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早在1975年,他就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34页)。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以对待毛泽东思想一贯采取的原则的科学的态度严正指出:“我们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 第158页)。“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或者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都同样是“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因此,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上书,第182页)。
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邓小平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战略家的高度,从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出发,针对中国的国情,结合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果断地作出新的论断和科学的概括。如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点,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同上书,第220页)。 这是邓小平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在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问题
上,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有力批判,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和特殊贡献。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思路,党中央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
三、依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确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根据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派生的。但意识形态本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的社会根源,指出它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每一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彼此隔绝、毫无联系的。每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同以往时代的思想成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继承关系,使其沿着历史的转变持续向前发展。一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根据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辩证法则,指出要处理好文化的继承、借鉴、批判、创新问题,建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此外,他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 3页)。从这一基本结论出发,观念文化的建设自然也不能游离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易言之,观念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就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继承和借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要处理好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化和国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nb 《邓小平文化观的哲学思考(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