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是基础，『特色』是目标学习邓小平关于『模式』与『特色』论述的一点体会

不否认模式的存在及其意义，但也不过高估价它的作用及其影响，即应当是“借鉴”，而不是“照搬”。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今天已呈现出多种样态；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则因基础薄弱而显得任务繁重，既要求尽量避免那些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与危机，又要求加强对整个现代化过程的调控与操作，以消除盲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多种多样的现代化实现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程度不同的“借鉴”、正面的示范与反面的教训，因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把某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具体的做法直接套用到我们国家中来。原因在于每个国家的条件只适宜于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强行植入的异质模式只会变形或流产；当然各种发展模式也只有在彼此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其意义。 
这就涉及到邓小平运用得更为广泛的另一个概念——“特色”。 
二、关于“特色”问题 
黑格尔说过：“熟知并非真知。”由于“特色”是邓小平著述中运用最广泛、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而且他通常不是在给概念下定义的、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的，所以为研究者的不同理解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注意到，有的论者把“特色”等同于“实际”、“现实”、“特点”、“特有”、“特质”（苏昌培主编：《特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等等，这是否符合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呢？ 
我们不妨看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论述。1982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3页）1983年，他在《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29页）1984年，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谈话中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63页） 
我们看到，邓小平在论述“特色”问题时，总是把这个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他是从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角度来提出这个词的；因此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清“特色”的本来含义。 
“特色”的形成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但“实际”、“现实”还不是“特色”。“实际”、“现实”指的是当前状态与实际情形，比如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所指出的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是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80%人口是农民，……”“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里描述的是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显然不能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只能说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现实支点。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形成“特色”。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改变了过去人们的一种观念，即搞社会主义和建设现代化不研究各国实际，否定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特殊性。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普遍性之中有特殊性，在共性中显现出个性，这种特殊性和个性就是各国的“特色”，它是从“现实”出发的，顾及到各国“实际”的，又是与普遍性、共性结合的。“现实”、“实际”与“特色”之间有联系，也有层次上的差别。 
“特色”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特点”、“特有”、“特质”，它的外延要宽泛得多。因为“特点”、“特有”、“特质”表征的是为某事物独有的、使该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比如邓小平说过：“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有的论著在引用这一段话时，将“特点”易为“特色”，除了造成词语搭配不当的逻辑错误外，也混淆了二者不同的内涵。——引者）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第二卷，第163—164页）所谓“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人口多，耕地少”，九亿人口、七亿农民等都是为中国所独有的，在其它国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特点”、“特质”。而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一定只有中国这么一种做法。外国有的做法，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可以借鉴；不适合中国情况，就不要照搬。（参看第二卷，第163页）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的形成带有中国的特点，也借鉴和吸收了其它模式的有益成分，因而带有更大的包容性。 
对“特色”一词的科学诠释，显示出邓小平思考中国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全新视野与宏观驾驭能力。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按资本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也不能按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僵化的模式，按苏联、东欧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不是“资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在一个有特定现实国情与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不能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和仅凭主观热情的“走捷径”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方式、模式，不管“成功”或“不完全成功”，“正确”或“并非总是正确”，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无谓的，我们对它们应该“利用”、“借鉴”、扬弃，以有助于我们创出自己的特色。只有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进程中才能显示出“中国特色”，同时“中国特色”也只有在与别的发展模式与特色的“对话”、交融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用哲学术语说，特殊性不能离开普遍性，个性在共性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用毛泽东的话，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世界现代化总图景中显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以此衡量学界的其它诠释，便可看出，它们或者把“特色”等同于“现实”、“实际”，这其实是混淆了“出发点”与“最终目标”的区别，从而在观念中降低了中国现代化的

层次；或者把“特色”误以为“特点”、“特质”，这实际是剔除了它本身应包容的外延成份，从而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而那种认为“模式”是比“特色”更根本的范畴、形成特色才能形成模式的论点，除了没有注意到“模式”的异质性与“特色”的包容性的区别外，也离开了邓小平的逻辑意旨，因为邓小平从来认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形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不是仅仅先建立“模式”。顺序上应该是确立“模式”，尔后从“模式”中显现出“特色”。 
总之，把邓小平对“模式”的解剖和“特色”的论证综合起来，可以发现这样一条总的思路：（一）搞现代化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这是基点、出发点；（二）必须抓住本国“特点”，这是根本点；（三）把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通行惯例与本国实际、特点结合起来，“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四）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本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五）在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中与其它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对话、交融，进而确立自己的“特色”。由“实际”到“经验”到“模式”再到“特色”的过程，应是普遍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越来越深入的过程。 

《『模式』是基础，『特色』是目标学习邓小平关于『模式』与『特色』论述的一点体会(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