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是基础，『特色』是目标学习邓小平关于『模式』与『特色』论述的一点体会

【 正 文 】 
在邓小平的著述和谈话中，“模式”和“特色”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汇。这不是偶然的或无谓的。正是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和类型进行了宏观考察与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产生了关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思路，继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最终形成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科学规定。透过它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现代化问题的全新构想。本文拟对邓小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论述作出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并谈谈自己的一点学习体会。 
一、关于“模式”问题 
邓小平是在总结我国过去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模式”问题的。早在1982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就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特别强调，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 
的确，历史像一面镜子，鉴往知今。如何使我国摆脱落后、走向昌盛，是多少仁人志士苦心探索过的难题。近百年来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但成功的程度有限，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和模式。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等筹划的“海国图志”、严复等译介西学、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构想和“尚富强”的实验，乃至章太炎等人的“俱分进化”论、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以及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模式，都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将西方的做法与中国的情形进行“嫁接”，自然不会成功。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也历经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关门主义、机会主义等各种路线、方针的较量和斗争，付出过极大的代价。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建设有了稳定的政治基础，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是一项没有先例的事业，我们在探索中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和失误。或者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发展阶段，搞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致使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或者根本偏离经济建设方向，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诬为“唯生产力论”而加以批判，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教训使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略显得至为关键。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目光投注到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中，给予透视；特别是对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苏联体制和模式进行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多次论述过这一问题，比如，1983年，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家的特点和自己革命的实践来寻找革命胜利的道路、方法和方式。“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三卷，第27页）。1986年，在同波兰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第三卷，第178页）。 
邓小平的论述表明，他承认苏联模式的存在及其意义，但并不过分迷信这一模式，即便它曾经是取得过成功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在体现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隐含着潜在弊端，在存在某些合理因素的同时也暴露出历史局限性。以苏联模式为例，它曾具有过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曾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它注重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从而第一次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比较可行的初步的实践框架。它曾三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第一次在30年代，与西方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相反，它创造了苏联工业高度发展的奇迹；第二次在40年代，它保证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三次在50年代，它实现了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普遍高速发展。可以说在社会主义70余年的实践中，它留下的绝不都是失败的轨迹，而是有不少成功的记录。但是，这些成功也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因为这一模式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快速增长和统得太死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管得过多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机构庞大和滋生了官僚主义等等。正是这些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减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以后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与此不无关系。 
邓小平更从世界历史演化的大尺度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总图景中，观照模式问题。他把现代化与各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结合在一起，概括出多种发展模式。根据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关注的现代化类型大体有五种：第一类是英国、法国、荷兰等第一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他称它们是“老牌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第二类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称它们为“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第三类是中国、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力图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现代化问题；第四类是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小型地区的急速腾起的现代化；第五类是原来作为殖民地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这些众多类型的存在表明，不能按一种模式解决现代化问题，尤其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只是上述第一、二类的典型，至于后三类就具有不同于西方化的特色。为此，1988年他特别对一位非洲朋友说：“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第三卷，第261页） 
这说明，“模式”是具有特定内涵指向的，它并不是把一个系统中所有的因素都包括在内，而是要把其中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比如，无论是欧美模式、日本模式，还是苏联模式、东欧模式，抑或东亚模式，很显然，就“作为社会普遍出路”的现代化的追求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必然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模式”并不是指这些相同的一般原则或一般原理，而是指它们独有的个性特征。诸如苏联模式的特征是重速度、轻效益的赶超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等；欧美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较早的现代化起步与渐进的发展过程、“增长”与“滞胀”相交替的经济现象、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元化的价值追求等方面。……这些“模式”之间就其内容与实质而言，都各有特点，不容混淆，也不可能混淆，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可重复性。 
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我们对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模式”问题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革命和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有不同的思路和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模式”的产生就是必然的。所谓“模式”就是人们的活动方式与经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定型化的活动结构，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选择的道路、方式、方法的凝结，而且比“经验”、“道路”、“方式”、“方法”更具稳定性与系统性。邓小平曾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家的特点和自己革命的实践来寻找革命胜利的道路、方法和方式”。这里的“道路、方法和方式”的凝结，就是“模式”。在当代，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系统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人类高度自觉与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如果说，过去人类在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中，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社会运动；那么，在当代，社会问题的综合化、总体化，方法、道路的多样化、交叉化，价值选择的复杂化、多元化等等，就要求人们以高度理性的态度、长远的目光来设计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前进得更快、选择得更合理。这就把“模式”的意义更加凸现出来了。 
既然如此，对待“模式”问题的态度就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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