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国内制度框架

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过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

有价值的因素。
　　全球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市场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福利安排崩溃的过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惟一实际的选择是：奉行有效的增长政策，寄希望于经济增长向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进而缩短过渡阶段。如果政府这样选择的话，这些收入可以用于减轻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的不良后果。至于环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尽管它们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目前它们已经与世界经济完全结合在了一起，不可能全面回到50年代的那种内向型的发展政策。因此，据报道，马来西亚在作出加强控制资本市场的最初反应之后，在显然没有出现某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的不良后果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些控制。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具有长远的经济前景，那么它们的未来似乎仍旧取决于它们坚持原来的外向型政策的方向，尽管经济复苏对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政治较为脆弱的国家可能更慢。
　　当然，经济增长带来的政府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安全和福利改善。除了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管理能力之外（还不要说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和腐败），仍然有最后的障碍：政治意志的缺失，或者政府没有把社会福利支出放在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