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
的民主。《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如何理解这两句话的“民主”含义呢？这必须根据前面所说的“广义民主”来加以理解。既然广义民主包含了“所有”、“所治”、“所享”三个层次，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无产阶级成为所有者。在国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所有者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家的所有者，也就是人民把自己变成统治者，二是社会的所有者，核心就是由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种“所有者民主”是实现广义民主的一个环节，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是现实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所有者当然是无产阶级，因此“所有者民主”就是无产阶级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大量的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参与进来，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就会给人排斥其他阶级的感觉。到了列宁那里，便发明了“苏维埃民主”，将工人、农民、士兵都视为民主之主人。然而，这些所有者如何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呢？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制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⑧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继承关系，认为“如果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的“民主”与《共产党宣言》中“争得民主”的“民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民作为所有者的民主，一个是人民作为治理者的民主。列宁尽管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的“治理者民主”并没有取得持久性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处理起来更加棘手。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没有多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供剥夺。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的革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指导。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就满足了这个需要。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趋向简单化的事实提出来的”⑩。因为在那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发达的社会里，这一理论就需要作出修正。列宁曾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作用，“就不仅要依靠农民，也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便提出中国革命要两步走，一为民主革命，一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里面的“民主”是“所有者民主”，不过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者民主。毛泽东为了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便名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的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这种专政，毛泽东名之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之所以说有资产阶级性质，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民”包含了资产阶级。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资产阶级被逐步排除出了“人民”的范围。1948年，毛泽东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到了1949年新年献词，毛泽东的提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这个概念解决的是“国家所有者”的问题，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国体问题。不管“人民”的概念怎么变，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国家民主，而不是非国家民主，因此不是理想的广义民主。这一点，毛泽东自己是清楚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革命胜利之后，如果没有治理民主，“所有者民主”就会蜕化为“少数所有者对多数所有者的压迫”，送走了旧压迫者的人民就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压迫者。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有过原则性的表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国体问题，也就是“所有者民主”问题，认为“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国体相比，政体就处于次要的地位，他接着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如果没有民主的治理，国家的主人就会沦为奴仆，这个道理毛泽东很明白。所以，他不会认为人民把敌人消灭了，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民主就实现了。他跟黄炎培谈的那段话经常被引用，也就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及上一段引文的民主含义与前面“人民民主”中的民主含义不同，一个是“所有”意义上的民主，一个是“治理”意义上的民主。只有这两个意思合起来，再加上“享用”的意思，才构成完整的“人民民主”的概念。
将“所有者民主”与“治理者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新路是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走下去。原因何在呢？抛开各种特殊的条件和个人的因素，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对“人民如何治理”这项复杂的工程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理想的蓝本，一些国家曾试验过，但都没有取得成功，以致西方狭义民主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宣称，“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輦?輮?訛。将千千万万条不同的意见转换成一种意见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民主的共性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没有找到一种好的办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但如果按理论上的设想运转起来，会是一个特别麻烦的过程。
三、党治民主：现实的变通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转不灵意味着人民及其选举的代表没有如人民民主理想所承诺的那样进行治理，但国家又是需要治理的，那是如何进行的呢？答案很清楚，就是由人民的另一种代表——中国共产党来进行治理。无论如何进行语言和概念上的变换，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治理者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在广义民主、人民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之间进行理论上联结，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民主是以党的治理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中国式民主”指的是已经存在的而不是应该存在的民主，那么将这种民主称之为“党治民主”是合适的。西方式民主与中国式民主都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西方式民主从理想的“自由民主”变成了现实的“选举民主”，中国式民主则从理想的“人民民主”变成了现实的“党治民主”。
党治民主是属于“治理”层次的民主，而不是“所有”层次的民主，党是国家的治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如果从现实出发来考察党的治理，那么究竟有什么样的民主生活呢？
分析这种民主生活，熊彼特和达尔之类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治理者在党治民主中不是核心的含义。有意义的恰恰是熊彼特否定过的所谓古典民主的内容，就是“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輦?輯?訛只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点扩充，“人民意志”包含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般意志和反映人民具体利益的具体意志，“共同福利”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西方分析性的政治科学常常清除了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意志”和“公共利益”就被熊彼特清除了。但模糊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它们“模糊地存在着”。无论在西方的老百姓还是中国的老百姓脑子中，这种东西都存在着，不能像熊彼特那样因为不好分析就否认它们的存在。
在党治民主中，党试图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自主地进行决策，人民围绕党的决策进行表达、咨询和监督，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根本利益，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具体利益。人民所享受的这种民主，是对党治理国家的一种补充性民主，大体上包含了四种内容，即确认民主、咨询民主、维权民主、问责民主。
（一）确认民主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治理者，其正当性首先是通过人民革命获得的。它通过战争的方式让人民从无政府或暴政状态中走出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个政权具有某种正当性。另外，其正当性还来源于一种政治承诺，那就是要带领中国人民过一种更好的生活，也就是富裕、民主、文明的生活。这两种正当性根据都不需要通过投票机制来解决，而是通过人民的默认这种心理机制来解决。不过，投票的正当性机制也是存在的，那是一种“确认”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和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党的“建议”或政府“提请”的方式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加以“确认”，以表明党的治理在不断地经过人民的认可。这种认可具有一种“民主仪式”的正当性功能，但具有实质性的含义，因为理论上存在“通不过”的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通不过”也许会成为现实。这种“确认”过程对于“建议”的产生具有约束作用，使得党的建议或政府的报告必须认真准备，考虑周全。
（二）咨询民主
确认民主主要是开人大会那几天的事情，是对党和政府已经准备好的建议或报告表达“是”还是“否”。那么，这些建议和报告是如何出来的呢？放宽一点说，党和政府那么多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呢？在党治民主中，这个过程是开放的、互动的，是需要决策者主动听取人民意见的。对这个过程最好的描述就是“群众路线”，它要求作决策的领导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形成水乳交融的状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一种民主过程，它是为了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 《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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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处理起来更加棘手。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没有多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供剥夺。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的革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指导。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就满足了这个需要。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趋向简单化的事实提出来的”⑩。因为在那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发达的社会里，这一理论就需要作出修正。列宁曾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作用，“就不仅要依靠农民，也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便提出中国革命要两步走，一为民主革命，一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里面的“民主”是“所有者民主”，不过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者民主。毛泽东为了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便名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的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这种专政，毛泽东名之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之所以说有资产阶级性质，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民”包含了资产阶级。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资产阶级被逐步排除出了“人民”的范围。1948年，毛泽东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到了1949年新年献词，毛泽东的提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这个概念解决的是“国家所有者”的问题，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国体问题。不管“人民”的概念怎么变，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国家民主，而不是非国家民主，因此不是理想的广义民主。这一点，毛泽东自己是清楚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革命胜利之后，如果没有治理民主，“所有者民主”就会蜕化为“少数所有者对多数所有者的压迫”，送走了旧压迫者的人民就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压迫者。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有过原则性的表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强调国体问题，也就是“所有者民主”问题，认为“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国体相比，政体就处于次要的地位，他接着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如果没有民主的治理，国家的主人就会沦为奴仆，这个道理毛泽东很明白。所以，他不会认为人民把敌人消灭了，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民主就实现了。他跟黄炎培谈的那段话经常被引用，也就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段及上一段引文的民主含义与前面“人民民主”中的民主含义不同，一个是“所有”意义上的民主，一个是“治理”意义上的民主。只有这两个意思合起来，再加上“享用”的意思，才构成完整的“人民民主”的概念。
将“所有者民主”与“治理者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新路是对人民作出的承诺，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走下去。原因何在呢？抛开各种特殊的条件和个人的因素，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对“人民如何治理”这项复杂的工程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理想的蓝本，一些国家曾试验过，但都没有取得成功，以致西方狭义民主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宣称，“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輦?輮?訛。将千千万万条不同的意见转换成一种意见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民主的共性问题。对于这种问题，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没有找到一种好的办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但如果按理论上的设想运转起来，会是一个特别麻烦的过程。
三、党治民主：现实的变通选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转不灵意味着人民及其选举的代表没有如人民民主理想所承诺的那样进行治理，但国家又是需要治理的，那是如何进行的呢？答案很清楚，就是由人民的另一种代表——中国共产党来进行治理。无论如何进行语言和概念上的变换，都改变不了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治理者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在广义民主、人民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之间进行理论上联结，但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民主是以党的治理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中国式民主”指的是已经存在的而不是应该存在的民主，那么将这种民主称之为“党治民主”是合适的。西方式民主与中国式民主都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西方式民主从理想的“自由民主”变成了现实的“选举民主”，中国式民主则从理想的“人民民主”变成了现实的“党治民主”。
党治民主是属于“治理”层次的民主，而不是“所有”层次的民主，党是国家的治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如果从现实出发来考察党的治理，那么究竟有什么样的民主生活呢？
分析这种民主生活，熊彼特和达尔之类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治理者在党治民主中不是核心的含义。有意义的恰恰是熊彼特否定过的所谓古典民主的内容，就是“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需要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輦?輯?訛只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点扩充，“人民意志”包含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般意志和反映人民具体利益的具体意志，“共同福利”也包含了这两个方面。西方分析性的政治科学常常清除了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意志”和“公共利益”就被熊彼特清除了。但模糊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它们“模糊地存在着”。无论在西方的老百姓还是中国的老百姓脑子中，这种东西都存在着，不能像熊彼特那样因为不好分析就否认它们的存在。
在党治民主中，党试图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自主地进行决策，人民围绕党的决策进行表达、咨询和监督，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根本利益，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具体利益。人民所享受的这种民主，是对党治理国家的一种补充性民主，大体上包含了四种内容，即确认民主、咨询民主、维权民主、问责民主。
（一）确认民主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治理者，其正当性首先是通过人民革命获得的。它通过战争的方式让人民从无政府或暴政状态中走出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个政权具有某种正当性。另外，其正当性还来源于一种政治承诺，那就是要带领中国人民过一种更好的生活，也就是富裕、民主、文明的生活。这两种正当性根据都不需要通过投票机制来解决，而是通过人民的默认这种心理机制来解决。不过，投票的正当性机制也是存在的，那是一种“确认”的机制。中国共产党不能直接决定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和方针政策，需要通过党的“建议”或政府“提请”的方式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加以“确认”，以表明党的治理在不断地经过人民的认可。这种认可具有一种“民主仪式”的正当性功能，但具有实质性的含义，因为理论上存在“通不过”的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通不过”也许会成为现实。这种“确认”过程对于“建议”的产生具有约束作用，使得党的建议或政府的报告必须认真准备，考虑周全。
（二）咨询民主
确认民主主要是开人大会那几天的事情，是对党和政府已经准备好的建议或报告表达“是”还是“否”。那么，这些建议和报告是如何出来的呢？放宽一点说，党和政府那么多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呢？在党治民主中，这个过程是开放的、互动的，是需要决策者主动听取人民意见的。对这个过程最好的描述就是“群众路线”，它要求作决策的领导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形成水乳交融的状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一种民主过程，它是为了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 《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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