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
命战争。这里面的主角仍然是领导，而不是群众。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经典描述是这样一段话：“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輦?輰?訛
群众路线属于党治模式下的一种咨询民主，咨询民主是决策过程中充分地、广泛地听取民意的一种方式，在当代中国其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除了领导主动地深入群众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些方式：第一，通过党内沟通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二，通过人大代表建议和提案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三，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四，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五，通过专门民情收集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六，通过听证会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七，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来了解民意。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中，非常重视咨询民主这一块，这是保证治理质量的法宝。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的任何总结，都不能忽视这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在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维持党治模式是不可想象的。各种了解民意的方式汇总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具有千里眼功能的治理视觉网，能够较快地对人民群众中所出现的意见和问题作出反应，对决策产生影响。
（三）维权民主
咨询民主的主角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维权民主的主角则是人民群众。党和政府的政策作出来之后，在人民群众中间就意味着某些权益的分配。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化，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受损，比较容易受强势群体的侵害。中国民间反抗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记忆以及现代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越来越多的被侵害群体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民间自发的民主活动，有人称之为维权民主。维权民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消极不合作的抗税费行为，有利用信访机制而不断上诉的行为，有利用司法途径打维权官司的行为，有组织起来成立社团的行为，有推选代表参与竞选的行为，也有比较激烈的群体性抗争行为。
这种民主是人民群众利用现有的体制所能容纳的空间而发展起来的民主，是计划外的民主。它突现了党治模式中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显示着党治模式有着比较强的容纳民主诉求的空间。在维权民主发展的初期，党政领导大多持负面看法，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但随着这种民主的风起云涌，党政领导便采取了有限度的容忍态度，让那些个人性的具体利益诉求进入正常的体制轨道，但对那些群体性的激烈诉求仍然采取否定态度。这种自下而上的维权民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给党治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权民主已经成为党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非常具有活力的部分。如果能够发展出具有弹性的机制来容纳这种民主，那么它就不是党治模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补充者。
（四）问责民主
在人民不能直接治理的情况下，治理者与人民之间必然出现某种分离，治理者在要求人民遵守法令的同时，必须按照某种约定对人民负责，在治理者不能遵守约定时，人民有办法对治理者进行惩罚，这就是问责，它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关键内容。问责制意味着一种统治者与民众能互相交换职责，相互施加惩罚的关系。?輦?輲?訛尽管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但其中的关键内容还是治理者如何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在发达的选举政治下，人民通过投票来对治理者的表现进行评价，表现不好的会受到竞选失败的惩罚。这是一种纵向的问责。如果政府内部有一种分权制衡的机制，那么各部门之间会产生问责，这是横向的问责。在当前的中国，存在两种纵向的问责线路：一条是“人民——人大——官员”；另一条是“人民——党——官员”。前一条线路是人民民主在国属制度中的体现，后一条线路是党治民主在党属制度中的体现。?輦?輳?訛这两条线路遵循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存在着双重治权的冲突。前一条是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授权人大，然后由人大对自己任命的各部门领导进行问责。后一条是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授权执政党，然后由执政党对自己任命的各部门领导进行问责。在目前的党治模式中，前一条线路是虚线，后一条线路是实线。现实中，人民对重要官员的问责都要经过党（通过有关组织）进行实质性的决定，其他的次级过程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过程展开的。人大只是履行最后一个程序，那就是对被实质性问责的由人大产生的官员进行正式的罢免。那些不是由人大产生的官员则不需要经过这套程序。
当前，“人民——党——官员”的问责线路出现了比较生动的变化。首先，人民有了更多的方式来监督官员，这些方式常常是技术性的而非制度性的。譬如说网络发展起来后，网民可以有各种办法，将官员的劣行迅速公之于众，从而迫使有关部门作出回应。这并非什么新的问责形式，只是在上述问责线路的起始端增添了新的内容。网民不能直接问责官员，只是提供了腐败官员的信息和压力，迫使有关部门进行问责。其次，党和政府加强了内部的问责，让监督部门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譬如说对纪委部门进行垂直领导，让它对同级的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能够进行更强有力的监督。
这里所列出的几种民主是党治过程中的民主，或者说是党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进行治理，它们是治理过程中的辅助性成份，而不是主导性成份。因而，党治民主与人民民主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关联。
四、结语：如何过渡
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的探索中，让理想的广义民主下降为次理想的人民民主，然后再下降为现实的党治民主。现在，这一过程需要反过来，需要探索党治民主如何向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如何向广义民主过渡。后一种过渡还没有经验的根据，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前一种过渡。既然开国者关于人民民主的承诺是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开的，那么在通往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党治模式需要围绕着这个制度来发展民主。其关键是要让人大从党治的辅助手段变成民治的中心平台。这种转换是逐步进行的，每前进一步，都要能够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当前来说，可以结合解决贫富差距、特权腐败和民怨加剧等问题来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首先，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以应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制定，都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讨论。其次，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民意表达中的作用，以应对社会冲突频发的问题。为了有效地疏导民怨，需要调整当前的民情表达机制。有必要将信访部门升格为人大直属部门，同时为这种调整配备必要的权力和资源。第三，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政府中的作用，来应对特权腐败加剧问题。有必要在各级人大普遍设立监督委员会，将政府审计部门划归人大管辖。?輦?輴?訛上述几种变化如果要变得更有意义，人大代表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人大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党治民主的几种形式会跟着发生一些变化。譬如说，确认民主会变为关键性的投票民主，咨询民主一部分会变为实质性的决策民主，问责民主会由“人民——党——官员”线路变为“人民——人大——官员”线路。这些变化，会使党治民主不断朝着开国者承诺的人民民主的方向前进。
注释：
①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③④⑩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246、3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22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676、677页。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1468页。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5-366、370-37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PhilippeC.SchmitterandTerryLynnKarl,WhatDemocracyIsandIsNot,JournalofDemocracy,2(1991):75–88.
PhilippeC.Schmitter,TheAmbiguousVirtuesofAccountability,JournalofDemocracy,4(2004):47-60.
关于这两种制度的划分，参见储建国《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层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储建国：《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着力点》，《学习时报》2010年6月22日。
作者简介：储建国，男，1971年生，安徽潜山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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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属于党治模式下的一种咨询民主，咨询民主是决策过程中充分地、广泛地听取民意的一种方式，在当代中国其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多种多样。除了领导主动地深入群众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些方式：第一，通过党内沟通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二，通过人大代表建议和提案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三，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四，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五，通过专门民情收集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六，通过听证会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第七，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来了解民意。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中，非常重视咨询民主这一块，这是保证治理质量的法宝。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经验的任何总结，都不能忽视这个重要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在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维持党治模式是不可想象的。各种了解民意的方式汇总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具有千里眼功能的治理视觉网，能够较快地对人民群众中所出现的意见和问题作出反应，对决策产生影响。
（三）维权民主
咨询民主的主角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维权民主的主角则是人民群众。党和政府的政策作出来之后，在人民群众中间就意味着某些权益的分配。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化，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相对受损，比较容易受强势群体的侵害。中国民间反抗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记忆以及现代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越来越多的被侵害群体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民间自发的民主活动，有人称之为维权民主。维权民主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消极不合作的抗税费行为，有利用信访机制而不断上诉的行为，有利用司法途径打维权官司的行为，有组织起来成立社团的行为，有推选代表参与竞选的行为，也有比较激烈的群体性抗争行为。
这种民主是人民群众利用现有的体制所能容纳的空间而发展起来的民主，是计划外的民主。它突现了党治模式中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显示着党治模式有着比较强的容纳民主诉求的空间。在维权民主发展的初期，党政领导大多持负面看法，认为它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需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但随着这种民主的风起云涌，党政领导便采取了有限度的容忍态度，让那些个人性的具体利益诉求进入正常的体制轨道，但对那些群体性的激烈诉求仍然采取否定态度。这种自下而上的维权民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给党治模式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维权民主已经成为党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非常具有活力的部分。如果能够发展出具有弹性的机制来容纳这种民主，那么它就不是党治模式的挑战者，而是一个补充者。
（四）问责民主
在人民不能直接治理的情况下，治理者与人民之间必然出现某种分离，治理者在要求人民遵守法令的同时，必须按照某种约定对人民负责，在治理者不能遵守约定时，人民有办法对治理者进行惩罚，这就是问责，它被视为现代民主的关键内容。问责制意味着一种统治者与民众能互相交换职责，相互施加惩罚的关系。?輦?輲?訛尽管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但其中的关键内容还是治理者如何对人民负责的问题。在发达的选举政治下，人民通过投票来对治理者的表现进行评价，表现不好的会受到竞选失败的惩罚。这是一种纵向的问责。如果政府内部有一种分权制衡的机制，那么各部门之间会产生问责，这是横向的问责。在当前的中国，存在两种纵向的问责线路：一条是“人民——人大——官员”；另一条是“人民——党——官员”。前一条线路是人民民主在国属制度中的体现，后一条线路是党治民主在党属制度中的体现。?輦?輳?訛这两条线路遵循了两种不同的逻辑，存在着双重治权的冲突。前一条是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授权人大，然后由人大对自己任命的各部门领导进行问责。后一条是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授权执政党，然后由执政党对自己任命的各部门领导进行问责。在目前的党治模式中，前一条线路是虚线，后一条线路是实线。现实中，人民对重要官员的问责都要经过党（通过有关组织）进行实质性的决定，其他的次级过程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过程展开的。人大只是履行最后一个程序，那就是对被实质性问责的由人大产生的官员进行正式的罢免。那些不是由人大产生的官员则不需要经过这套程序。
当前，“人民——党——官员”的问责线路出现了比较生动的变化。首先，人民有了更多的方式来监督官员，这些方式常常是技术性的而非制度性的。譬如说网络发展起来后，网民可以有各种办法，将官员的劣行迅速公之于众，从而迫使有关部门作出回应。这并非什么新的问责形式，只是在上述问责线路的起始端增添了新的内容。网民不能直接问责官员，只是提供了腐败官员的信息和压力，迫使有关部门进行问责。其次，党和政府加强了内部的问责，让监督部门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譬如说对纪委部门进行垂直领导，让它对同级的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能够进行更强有力的监督。
这里所列出的几种民主是党治过程中的民主，或者说是党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进行治理，它们是治理过程中的辅助性成份，而不是主导性成份。因而，党治民主与人民民主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关联。
四、结语：如何过渡
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的探索中，让理想的广义民主下降为次理想的人民民主，然后再下降为现实的党治民主。现在，这一过程需要反过来，需要探索党治民主如何向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如何向广义民主过渡。后一种过渡还没有经验的根据，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前一种过渡。既然开国者关于人民民主的承诺是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开的，那么在通往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党治模式需要围绕着这个制度来发展民主。其关键是要让人大从党治的辅助手段变成民治的中心平台。这种转换是逐步进行的，每前进一步，都要能够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当前来说，可以结合解决贫富差距、特权腐败和民怨加剧等问题来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首先，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以应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制定，都需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讨论。其次，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民意表达中的作用，以应对社会冲突频发的问题。为了有效地疏导民怨，需要调整当前的民情表达机制。有必要将信访部门升格为人大直属部门，同时为这种调整配备必要的权力和资源。第三，可以通过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在监督政府中的作用，来应对特权腐败加剧问题。有必要在各级人大普遍设立监督委员会，将政府审计部门划归人大管辖。?輦?輴?訛上述几种变化如果要变得更有意义，人大代表通过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人大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党治民主的几种形式会跟着发生一些变化。譬如说，确认民主会变为关键性的投票民主，咨询民主一部分会变为实质性的决策民主，问责民主会由“人民——党——官员”线路变为“人民——人大——官员”线路。这些变化，会使党治民主不断朝着开国者承诺的人民民主的方向前进。
注释：
①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③④⑩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1、246、3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22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8、676、677页。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1468页。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5-366、370-37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PhilippeC.SchmitterandTerryLynnKarl,WhatDemocracyIsandIsNot,JournalofDemocracy,2(1991):75–88.
PhilippeC.Schmitter,TheAmbiguousVirtuesofAccountability,JournalofDemocracy,4(2004):47-60.
关于这两种制度的划分，参见储建国《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层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储建国：《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着力点》，《学习时报》2010年6月22日。
作者简介：储建国，男，1971年生，安徽潜山人，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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