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原则和公正原则的统一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伦理意蕴

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05页。）这就是说，按劳分配原则既不承认差别——“任何阶级差别”，又承认差别——劳动者“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上的差别。只有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才能从根本上否定少数剥削阶级利用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广大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权利；只有承认劳动者“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的差别，才能打破现阶段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真正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前者的不承认差别，固然是正确的，后者的承认差别，也是正当的。 
由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分配方式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的分配除按劳分配方式外，还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按风险分配等。这些分配方式，能造成人们富裕程度以及先富和后富的差别，在现阶段具有明显的公正性。公正是对某些社会现象是否应当有的和是否合乎对人的本质及其权利的既定理解的一种说明和评价。公正原则的道德价值，就在于它蕴含着均衡的要求。其基本含义是，无论对何种社会关系的调节，都要找到对立双方的恰当关系，使社会成员的作用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之间、恶行与报应之间、贡献与索取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彼此相称和适应，以达到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正如拉法格所说：“正义的观念用毕达哥拉斯的公式来表示就是，不要破坏天平盘上的平衡——天平自从被发明之时起便成了正义的形容词。”（注：拉法格《思想起源》，三联书店，1963年，第96页。）公正蕴含均衡要求，均衡承认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之间等关系的彼此适应，承认“应当有的”差别；公正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要求对权、财、物的绝对平均分配，企图消灭一切差别。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设定和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承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承认这些差别，才能抑制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的泛滥，只有承认这些差别，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由此产生先富和后富的辩证过程，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邓小平以卓越的无产革命家的气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早在1979年11月，他就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在此后，他多次重申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他更加精辟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373页。）这一席话，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建立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种经济体制的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其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体现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功利性，而且兼容了社会主义的公正性。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打破平均主义，又缓解社会分配不公，提倡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税收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等措施，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使收入差距逐步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过去我们是穷管理，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性问题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所谓“大的问题”、“方向性问题”，即影响经济全局、关系社会发展的问题，具体地说，国家宏观管理（即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即总供给与总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平衡，维护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保证各类市场健康发展，为市场机制的合理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总之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努力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的利益、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从而使效率和公平、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社会主义的公正性实现有机统一。 

《功利原则和公正原则的统一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中的伦理意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