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已有的基本制度和物质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2年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从当初的3624亿元增加到33万亿元，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国家的面貌、社会的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大道。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以下三句话：新民主主义救了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人了绝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断在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经过32年的实践，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已经比较具体也比较深刻了。特点总是比较而言的。绝对孤立的一个事物或一个人，是无所谓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主要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的那一套相比较，二者有哪些差别呢？以下几点是很明显的。
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我们改掉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变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改变了封闭状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概括地说，我们扬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
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是逐步推进的。开始，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那时，我们强调的是，要革除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致力于研究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科学的判断，并强调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当时，我们提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都是以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深化。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超越国情思考问题了。首先思考的是市场经济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应不应是商品经济，广东的卓炯等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在热烈的争论中，这个思想和主张逐渐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吸纳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阐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文件，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有历史意义。这个文件已经不是仅从国情出发谈问题了，而是进而上升到从历史必然性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提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不赞成商品经济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场经济，怕与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
其实，邓小平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的思想逐渐冲破“左”的禁锢，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取得较为广泛的共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商品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原来认为，照搬别国模式，社会主义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适合，在其他所有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由于搞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效果都不理想。因此，问题不在于适合不适合国情，而在于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借鉴和吸收了许多人类文明成果。这些人类文明成果，都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
30多年来的改革，究竟革除了什么呢？归纳起来，我们改掉的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上。在经济方面，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一国两制”。这些具体的“特”，还可以再列举一些，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没有建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度、体制等都处在不断完善和变化的过程中。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走人类文明大道。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融人世界，这一点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理论上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对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重大。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我们有自己独有的东西，如“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大量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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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以下三句话：新民主主义救了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人了绝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断在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经过32年的实践，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已经比较具体也比较深刻了。特点总是比较而言的。绝对孤立的一个事物或一个人，是无所谓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主要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言。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搞的那一套相比较，二者有哪些差别呢？以下几点是很明显的。
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我们改掉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变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改变了封闭状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概括地说，我们扬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
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是逐步推进的。开始，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那时，我们强调的是，要革除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东西。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致力于研究基本国情。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科学的判断，并强调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当时，我们提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都是以基本国情为依据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深化。差不多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超越国情思考问题了。首先思考的是市场经济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应不应是商品经济，广东的卓炯等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在热烈的争论中，这个思想和主张逐渐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吸纳了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阐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文件，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有历史意义。这个文件已经不是仅从国情出发谈问题了，而是进而上升到从历史必然性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提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不赞成商品经济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场经济，怕与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
其实，邓小平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的思想逐渐冲破“左”的禁锢，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取得较为广泛的共识。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商品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原来认为，照搬别国模式，社会主义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别国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适合，在其他所有搞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由于搞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效果都不理想。因此，问题不在于适合不适合国情，而在于符合不符合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了WTO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借鉴和吸收了许多人类文明成果。这些人类文明成果，都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
30多年来的改革，究竟革除了什么呢？归纳起来，我们改掉的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东西。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应作不同层次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体制上。在经济方面，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一国两制”。这些具体的“特”，还可以再列举一些，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没有建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度、体制等都处在不断完善和变化的过程中。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文明大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走人类文明大道。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融人世界，这一点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理论上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对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重大。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独有”。我们有自己独有的东西，如“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大量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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