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的东西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只是带有中国自己的某些特点。不能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中国特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要十分重视考虑中国的特点，但一定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起来，不能离开普遍性谈特殊性。当前，特别要警惕“中国特殊论”。否认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宣扬“中国特殊论”。否认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反对借鉴和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必然导致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限制人们的眼光和思维，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应坚持“两个结合”
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依据32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的新经验，还要加上一个结合，这就是：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语）。关于这一思想原则，毛泽东、邓小平和党的文献历次的文字表述略有差别。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表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文采用这个表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规范的近乎公式的提法，有三个环节：掌握理论、认清中国实际、实行结合，可以简化为理论、实际、结合。在历史新时期，我们很好地坚持了这一思想原则。
在理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许多创新和发展。首先是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否定了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中国实际方面：我们作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科学地认清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又概括了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深化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
在结合方面：我们坚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实现理论的飞跃。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领导层要及时总结经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基本国情，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我们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发展。
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新的历史特点。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开始时主要是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后来，我们对对外开放的认识逐渐深化。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更是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论”的重要补充。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吸收和借鉴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其实，一切文明成果都反映了某种必然性、某种客观规律性。我们只有遵循这些客观必然性，遵循这些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借鉴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成功实例。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当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加以论述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5]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而是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我们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仅仅是国情出发的要求，而且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当然，市场经济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除了市场经济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国际上这方面的成果我们已经吸收和借鉴了不少。比如，在政治领域，权力要由权力来制衡，权力应当分解。这就是客观规律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体现了这种客观规律性。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规律性。其实，我们的共和国建制、宪法等，都是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是按历史必然性办事。
以上两个结合，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重要补充，二者相辅相成。这两个结合，也不能绝对分开，有些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实行两个结合，尤其是自觉地坚持第二个结合，必将更好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条件下，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又必然补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之中。
辩证地看“渐进式改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32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很成功的。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改革，典型的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种是逐步推进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属于后者。人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
拿农村的改革来说，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悄然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冲击，从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党中央支持和积极引导农民的改革，但没有下令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允许各地依据自己的情况执行。这种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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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坚持“两个结合”
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依据32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的新经验，还要加上一个结合，这就是：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语）。关于这一思想原则，毛泽东、邓小平和党的文献历次的文字表述略有差别。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表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文采用这个表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规范的近乎公式的提法，有三个环节：掌握理论、认清中国实际、实行结合，可以简化为理论、实际、结合。在历史新时期，我们很好地坚持了这一思想原则。
在理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许多创新和发展。首先是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解，否定了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中国实际方面：我们作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科学地认清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又概括了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深化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
在结合方面：我们坚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实现理论的飞跃。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领导层要及时总结经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基本国情，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我们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发展。
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新的历史特点。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开始时主要是吸收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后来，我们对对外开放的认识逐渐深化。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更是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论”的重要补充。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吸收和借鉴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其实，一切文明成果都反映了某种必然性、某种客观规律性。我们只有遵循这些客观必然性，遵循这些客观规律，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借鉴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成功实例。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当初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从客观规律的角度加以论述的。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5]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因素，而是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在我们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仅仅是国情出发的要求，而且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当然，市场经济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除了市场经济外，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国际上这方面的成果我们已经吸收和借鉴了不少。比如，在政治领域，权力要由权力来制衡，权力应当分解。这就是客观规律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体现了这种客观规律性。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规律性。其实，我们的共和国建制、宪法等，都是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是按历史必然性办事。
以上两个结合，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重要补充，二者相辅相成。这两个结合，也不能绝对分开，有些问题是相互交叉的。实行两个结合，尤其是自觉地坚持第二个结合，必将更好地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条件下，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又必然补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之中。
辩证地看“渐进式改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32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很成功的。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改革，典型的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种是逐步推进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属于后者。人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
拿农村的改革来说，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悄然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冲击，从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党中央支持和积极引导农民的改革，但没有下令立即在全国全面推行，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允许各地依据自己的情况执行。这种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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