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抗日。归国后的邹韬奋积极响应，于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号召抗日救国。年底，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462由此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扭转了之前的被动局面，获得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和配合。
邹韬奋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联合战线”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邹韬奋当选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阐述联合救亡的立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及其团结抗战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诚恳敬意的同时，又指出对方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反日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5]63——64因此派潘汉年与救国会成员正面进行沟通交流。由此就有了以韬奋为代表的救国会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直接联系。
四
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在政治态度上真正转向中国共产党，他曾五次要求加入共产党。韬奋一方面积极在陕甘宁边区及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开设生活书店，促进革命文化宣传的大众化；另一方面正面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抗日干部学校，加强民众对抗日根据地的深入了解。总之，邹韬奋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1.认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面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出坚持持久战的七项原则。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滥调，指明了持久战的光明前途。邹韬奋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6]100。1937年8月29日，邹韬奋发表《持久战的重要条件》，强调“持久战的心理基础和物质的基础”[6]82。即保持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保证经济支援的及时与充分。而且认为，“我们要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作持久战，不应以仅仅避免内部摩擦为已足，不应以仅仅动员军事为已足，还要进而努力彻底组织广大的民众，真正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然后才能保障抗战最后胜利。”[6]95
2.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主政治上相互配合
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请政府命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要求制定宪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响应宪政运动的号召。邹韬奋于1938年1月发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一文，提出民主应包含民意机关、言论自由以及“抗日团体的自由”[6]381。宪政运动期间，邹韬奋通过报刊、演讲宣传民主政治，批驳“抗日与民主不相容”的反调。
3.通过亲自考察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定政治信仰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邹韬奋先后到东江游击区、华中抗日根据地考察。在东江游击区，韬奋发表热情演讲，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内战”[4]414；认识到武装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走访基层，考察民众生活，了解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而且盛赞“三三制”民主政权与“减租减息”政策。他指出苏北给他留下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全根据地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支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和‘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4]24他指出：“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东北、苏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7]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开始有所缓和。出国考察前，邹韬奋根据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考察实践，初步推断出中国共产党是能拯救中国的“中心力量”。在考察欧美国家、研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邹韬奋逐步从理论层面上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素未谋面却心有灵犀，只因拥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爱国情怀、共同的思想武器。华北危急日益严重时，邹韬奋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而双方开始正式接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邹韬奋正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内在人格素养与复杂的外在环境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渴望进步的内心与舆论平台的结合、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与寻求救国道路的结合、信仰民主自由的灵魂与主动汲取先进思想的结合。这些结合的因素相互交叉影响着、强烈碰撞着，影响并决定了邹韬奋的政治选择，最终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政治选择也体现了中间势力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韬奋全集：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韬奋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韬奋全集：第6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邹嘉骊。忆韬奋[C].上海 《抗战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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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的“联合战线”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邹韬奋当选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阐述联合救亡的立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及其团结抗战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诚恳敬意的同时，又指出对方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反日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5]63——64因此派潘汉年与救国会成员正面进行沟通交流。由此就有了以韬奋为代表的救国会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直接联系。
四
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在政治态度上真正转向中国共产党，他曾五次要求加入共产党。韬奋一方面积极在陕甘宁边区及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开设生活书店，促进革命文化宣传的大众化；另一方面正面介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抗日干部学校，加强民众对抗日根据地的深入了解。总之，邹韬奋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1.认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面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出坚持持久战的七项原则。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滥调，指明了持久战的光明前途。邹韬奋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6]100。1937年8月29日，邹韬奋发表《持久战的重要条件》，强调“持久战的心理基础和物质的基础”[6]82。即保持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保证经济支援的及时与充分。而且认为，“我们要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作持久战，不应以仅仅避免内部摩擦为已足，不应以仅仅动员军事为已足，还要进而努力彻底组织广大的民众，真正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然后才能保障抗战最后胜利。”[6]95
2.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主政治上相互配合
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请政府命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要求制定宪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响应宪政运动的号召。邹韬奋于1938年1月发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一文，提出民主应包含民意机关、言论自由以及“抗日团体的自由”[6]381。宪政运动期间，邹韬奋通过报刊、演讲宣传民主政治，批驳“抗日与民主不相容”的反调。
3.通过亲自考察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定政治信仰
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邹韬奋先后到东江游击区、华中抗日根据地考察。在东江游击区，韬奋发表热情演讲，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内战”[4]414；认识到武装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走访基层，考察民众生活，了解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而且盛赞“三三制”民主政权与“减租减息”政策。他指出苏北给他留下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全根据地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支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和‘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4]24他指出：“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东北、苏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7]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开始有所缓和。出国考察前，邹韬奋根据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考察实践，初步推断出中国共产党是能拯救中国的“中心力量”。在考察欧美国家、研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邹韬奋逐步从理论层面上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素未谋面却心有灵犀，只因拥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共同的爱国情怀、共同的思想武器。华北危急日益严重时，邹韬奋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而双方开始正式接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邹韬奋正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态度的转变，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内在人格素养与复杂的外在环境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渴望进步的内心与舆论平台的结合、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与寻求救国道路的结合、信仰民主自由的灵魂与主动汲取先进思想的结合。这些结合的因素相互交叉影响着、强烈碰撞着，影响并决定了邹韬奋的政治选择，最终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之一，他的政治选择也体现了中间势力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韬奋全集：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韬奋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韬奋全集：第6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邹嘉骊。忆韬奋[C].上海 《抗战时期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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