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中的多元思想：实践与源泉
一提的是，中国还着重通过双边外交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譬如，我国与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建立有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从理论上看，双边主义有可能会导致对双边关系外的国际行为体利益与偏好的忽略，但我国的双边关系并不旨在于处理双边之外的事务，因此不存在干涉双边关系之外行为体内部事务的嫌疑，中国政府强烈反感所谓“中美两国集团”( G2)就是一个例证。我国目前所坚持的双边主义依然符合尊重他国主权和追求国家间平等地位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国的双边主义就是追求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平等地位的重要途径。
(2)宽容外交。宽容意味着对他者的容忍、以对话取代暴力、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以及非干涉原则。与单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方式更具建设性，也更符合宽容精神。④不过从1950至1970年代，多边主义并非中国外交的基础理念。1950年代初期冷战在东亚蔓延，中国采取了联合苏联共同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即使到1970年代，在大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也很难听到中国的声音。一般而言，从1950到1970年代，特别是在1960年代，中国实施了某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规模与速度得到急速提升，①它甚至开始主动创立新的国际多边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并日益得益于这些机构。此外，长期以来，中国高度坚持不干涉原则。19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包含了不干涉内政的多项原则得到了当时印度和缅甸的赞同，其精神后来也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获得广泛的支持。虽然有一段时间中国偏离了这一原则，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原则始终为中国政府所坚持。
基于宽容原则，中国也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而非武力或威胁的方式解决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此外，中国也主张世界各国坚持符合各自历史与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
二、作为中国外交理念基础的多元思想的根源
无可置疑，作为当前中国重要外交理念的多元思想具有多种来源，而这些来源不仅有现实的和客观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和主观的因素。一般而言，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所处的民族国家体系和1980年代以来的特殊发展历程。
1．历史层次：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外交特质会受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外交实践模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外交决策者的观念。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外交理念当然不可避免地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容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或特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
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将天下人群分为两类——中国人和野蛮人，而其中野蛮人又根据方位分为四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分居于中国四周。后来，周武灭商之后建立起周朝，这一朝代对中华文化（尤其是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②从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开放性”，这一特性在以后的世代中也得以巩固。例如，作为一个地处边陲的王国，秦国被其它中原王国视作西戎之国。然而，这一王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从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官僚政治和社会制度。
一般而言，中华文化开放和融和的特征得益于不同民族之间不断地融合甚至互通婚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有好几次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不过他们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随着不同民族的不断融合，开放性和宽容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显然，开放和宽容观念不允许那些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生长与繁荣，因此很难在中国找到不同宗教的相互迫害，以及统治者对宗教团体实施残酷迫害的历史记录。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它们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冲突。事实上，一些佛教徒同时也是道教徒。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中佛陀曾协助玉皇大帝打败了一个妖猴——孙悟空，这表明佛陀和道教诸神是朋友而非敌对关系。然而宽容是如何塑造古代中国的外交事务的呢？这只要看看运作了将近1500年的东亚中华朝贡体系就可以了。在中华朝贡体系内，虽然中国是主导力量，然而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周边国家，若能定期向中国朝贡以表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它们就能保持其内部独立并免于中国干涉。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遭到外部侵略和发生了严重内乱而寻求中国帮助的属国才会得到中国官员或军队的直接干预，以便恢复其国内及区域稳定。在中华朝贡体系内，中国很少干涉其邻国的内部事务，而主要通过中华文化的魅力来施加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已几乎破坏殆尽。不过自1979年中华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似乎正成为一个趋势，它开始产生于民间，并逐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外交风格无疑也将更多地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2．行为体层次：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不完善
作为一个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主权平等与独立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多元思想有助于中国坚持主权平等与独立原则。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之初，但现代观念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它最早开始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清朝末年犹豫不决的宪政主义改良。然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观念的普及得益于“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口号。然而现代启蒙运动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之后又是3年国共内战，最后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如选举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现代启蒙运动开始了。直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从未放弃过现代化的口号。
直至目前，中国依然需要处理两大任务——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民族建设。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并不将自身视作一个民族，在传统文化中，外国人或异族人成为中国人并非难事，这无关其血缘与宗教信仰，只要他（她）愿意接受中华文化并认同它。“至19世纪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帝国，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只有在1840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之后，中国政治精英开始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以加强其国防和谋求重生，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中华帝国的最终解体，也是在列强面前国家主权的流失。”②因此古代中国只存在诸多族群，当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有这些族群被归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中华民族”。然而在以后大约1 《中国外交中的多元思想：实践与源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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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容外交。宽容意味着对他者的容忍、以对话取代暴力、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以及非干涉原则。与单边主义相比，多边主义方式更具建设性，也更符合宽容精神。④不过从1950至1970年代，多边主义并非中国外交的基础理念。1950年代初期冷战在东亚蔓延，中国采取了联合苏联共同反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即使到1970年代，在大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也很难听到中国的声音。一般而言，从1950到1970年代，特别是在1960年代，中国实施了某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规模与速度得到急速提升，①它甚至开始主动创立新的国际多边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并日益得益于这些机构。此外，长期以来，中国高度坚持不干涉原则。195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包含了不干涉内政的多项原则得到了当时印度和缅甸的赞同，其精神后来也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获得广泛的支持。虽然有一段时间中国偏离了这一原则，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原则始终为中国政府所坚持。
基于宽容原则，中国也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而非武力或威胁的方式解决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此外，中国也主张世界各国坚持符合各自历史与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
二、作为中国外交理念基础的多元思想的根源
无可置疑，作为当前中国重要外交理念的多元思想具有多种来源，而这些来源不仅有现实的和客观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和主观的因素。一般而言，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所处的民族国家体系和1980年代以来的特殊发展历程。
1．历史层次：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外交特质会受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外交实践模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外交决策者的观念。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外交理念当然不可避免地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宽容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或特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
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就将天下人群分为两类——中国人和野蛮人，而其中野蛮人又根据方位分为四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分居于中国四周。后来，周武灭商之后建立起周朝，这一朝代对中华文化（尤其是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②从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开放性”，这一特性在以后的世代中也得以巩固。例如，作为一个地处边陲的王国，秦国被其它中原王国视作西戎之国。然而，这一王国最终统一天下，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从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官僚政治和社会制度。
一般而言，中华文化开放和融和的特征得益于不同民族之间不断地融合甚至互通婚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有好几次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不过他们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随着不同民族的不断融合，开放性和宽容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显然，开放和宽容观念不允许那些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生长与繁荣，因此很难在中国找到不同宗教的相互迫害，以及统治者对宗教团体实施残酷迫害的历史记录。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它们之间几乎从未发生过重大的冲突。事实上，一些佛教徒同时也是道教徒。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中佛陀曾协助玉皇大帝打败了一个妖猴——孙悟空，这表明佛陀和道教诸神是朋友而非敌对关系。然而宽容是如何塑造古代中国的外交事务的呢？这只要看看运作了将近1500年的东亚中华朝贡体系就可以了。在中华朝贡体系内，虽然中国是主导力量，然而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周边国家，若能定期向中国朝贡以表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它们就能保持其内部独立并免于中国干涉。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遭到外部侵略和发生了严重内乱而寻求中国帮助的属国才会得到中国官员或军队的直接干预，以便恢复其国内及区域稳定。在中华朝贡体系内，中国很少干涉其邻国的内部事务，而主要通过中华文化的魅力来施加影响。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已几乎破坏殆尽。不过自1979年中华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似乎正成为一个趋势，它开始产生于民间，并逐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外交风格无疑也将更多地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2．行为体层次：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不完善
作为一个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主权平等与独立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而多元思想有助于中国坚持主权平等与独立原则。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之初，但现代观念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它最早开始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清朝末年犹豫不决的宪政主义改良。然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观念的普及得益于“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口号。然而现代启蒙运动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之后又是3年国共内战，最后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并非基于自由主义（如选举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现代启蒙运动开始了。直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从未放弃过现代化的口号。
直至目前，中国依然需要处理两大任务——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民族建设。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并不将自身视作一个民族，在传统文化中，外国人或异族人成为中国人并非难事，这无关其血缘与宗教信仰，只要他（她）愿意接受中华文化并认同它。“至19世纪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帝国，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只有在1840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之后，中国政治精英开始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以加强其国防和谋求重生，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中华帝国的最终解体，也是在列强面前国家主权的流失。”②因此古代中国只存在诸多族群，当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有这些族群被归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中华民族”。然而在以后大约1 《中国外交中的多元思想：实践与源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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