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四个基本问题

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73页。）；就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43页。），如此等等。可见，共产主义就是给每个人提供无限丰富的选择和可能，而绝不是把个人都同化和束缚起来。邓小平所说“共产主义”……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正是马克思上述思想的体现。伟大的列宁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笼统地、不加分析地看成是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348页。）；他认为，“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必须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否则，“就无异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607页。）；他甚至大声疾呼：“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指不称职的共产党员——笔者）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和有学识的资产阶级专家。”（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75～476页。）可见，承认人民利益的丰富性，由此承认人民在实现自己利益时的选择的多样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基本观点，无愧于我国人民利益的杰出代表。 
四、以什么方式来保证实现人民利益 
对人民利益的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仅仅是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必要前提，并不能必然提供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如果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是错误的，既使是表达准确、涵盖广泛的人民利益也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更不要说前提的错误了。我们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人民利益问题上不仅表达不准确，涵盖不广泛，而且选择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是不正确的，突出表现为具有浓厚的恩赐和包办色彩，而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由人民自己自立自主地来完成。于是，在经济上，就造成了计划体制，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到处是一统天下，生产者成了被任意拨弄的算盘珠子；在政治上，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集权体制，原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变成了“从领导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依靠简单化的组织手段和思想发动来实现行政命令，割断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之间的联系，必然抹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助长了普遍的“救世主意识”、“青天意识”、“苍天意识”，并为官僚主义、瞎指挥、以权谋私等等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人民利益的落空。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对人民利益做出了准确表达和广泛涵盖，而且提出了能够真正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这就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发展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这两条，正是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主张，也是他为我们设计的改革蓝图的核心内容。其精神实质，就是要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应该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来完成。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对人民利益的恩赐与包办，一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正是他上述一贯思想的必然结论。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现阶段能够保证人民利益得以真正实现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实践反复表明，人类迄今为止还无法形成一种既不用联系自身利益又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经济体制，如果割断生产经营活动与生产者自身利益的联系，必然导致积极性的丧失，导致停滞。离开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幸福赐给人民；割裂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的联系，就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努力的积极性大大丧失。这样，实现人民利益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与其自身利益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制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得以在自己的努力中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主政治则高扬了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的参与精神、负责精神和主动精神，既是人民群众得以充分表达自身利益的基础，又是人民群众有效实现自身利益的切实保证。父爱式的恩赐，家长式的包办，最终无不走向反面，更不要说假为人民之名行谋私利之实的官僚主义、权威主义、个人主义了。尽管人民群众中的许多人可能在市场体制下的追求中一无所获，或者在民主政治下的参与中反复被否决，但却保证了整个社会因此而充满活力，并且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把人民群众自己的活力调动起来，并加以保护，这就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有效保证。 
邓小平关于通过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来有效保证人民利益真正实现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应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彩篇章。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己来完成。被列宁赞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具有历史意义的歌”、“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的国际歌（注：《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434～436页。），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是，用什么方式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高昂的积极性和旺盛的

创造活力，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将消亡，这其中的逻辑至今也没有理由可以驳倒；同样，也没有理由否认会出现一个不需要利益推动也能保持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的社会。但马克思主义更基本的思想是：任何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市场经济当然也是如此。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的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证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注：《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571～572页。）可以说，列宁的思想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一步之遥，遗憾的是，列宁的过早逝世使这一步终于未能跨出。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则充满了在这一跨越中的挫折甚至跌落。邓小平勇敢地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跨越，明确提出并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不可避免地向民主政治迈进，终于找到了有效保证人民利益真正能够得以充分实现的正确途径。 
综上所述，只有解决了对人民利益的正确认识、准确表达、广泛涵盖和有效保证这四个基本问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邓小平理论在上述四个基本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回答，可以说彻底解决了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只有真正坚持邓小平理论，并认真地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才能够真正实现党的“三个代表”的宗旨。  
  

《论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四个基本问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