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到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

统一体，除了经济地位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同样重要的分层属性，在造成社会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响力，这就是声誉和权力。由此韦伯主张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
　　韦伯也把根据经济因素划分的地位群体叫做阶级，认为阶级是指一批在经济状态和变化方面相同或相似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低级管理者。他们在财产和教育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财产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划分阶级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市场购买力”，对市场上的机会的把握能力，即“钱袋的鼓瘪”，而不涉及在所有制中所处的地位。所以韦伯所说的阶级差别主要是货币量的差别，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显然不同。
　　韦伯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对西方分层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研究虽然理论名目繁多，分层标准五花八门，但一些基本特点都是溯源于韦伯的分层模式。他认为，由于还存在着“阶层集团”，社会分层变得更为复杂。因为，“社会对名望的评价有一定的褒贬之分”，使阶级地位有别于阶层地位，因此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集团作了区分。阶级地位由市场决定，而阶层地位则取决于别人对他或她的社会地位的评价，取决于别人的尊重与否。韦伯社会分层方法虽然有助于对现实社会阶层的系统分析，但多元化、复杂化的分析过程却也容易造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相对主义现象。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分层理论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确立分层标准的指导思想不同。马克思的划分标准是一元的、定性的，他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基础，能抓住各种垂直分化中最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正是这种占有关系的不同决定着人们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差别，以占有关系划分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韦伯的阶层理论则看不见或回避了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私有制。其二，研究目的和重点的区别。阶级理论坚持对私有制、阶级及不平等现象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寻找阶级运行、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具有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质特征。而分层理论则不愿意触动私有制，只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改良，以求控制和防范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局面。其三，最终结论的区别。阶级理论把私有制和阶级现象当作社会垂直分化的最重要基础和产生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用经济利益和主观需求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来概括阶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从而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本质，解决劳资冲突、社会分层的主要矛盾。而分层理论则否认废除私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看不清不平等的根源，断言任何社会都不能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把人分成等级是人性中固有的倾向，不平等是永存的。
　　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马克思，其一生最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从不间断对自己思想、理想的反思、怀疑和批判。在构筑他自己伟大理论的同时，他不断汲取着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不断参与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不断与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干扰进行抗争。
　　在马克思看来，贯穿在他五十年代的社会——历史——经济研究中的“主线”使他证实并离析出生产方式是社会结构、阶级形成、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决定因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把生产看作分析阶级形成的中心环节，一般是指出简单化的两大阶级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概念，而是来自对社会发展的思辨的哲学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是用阶级力量明显地两极分化的观点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的。“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论战文章中常常提及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是他在更为科学的和历史的研究中却抛弃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两分结构。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区分了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地主和自耕农，而在其他有关法国和德国的研究论著中，他指出存在着资产阶级、农场主、农民、农业工人、流氓无产阶级(“最危险的阶级”)和封建领主。马克思把其中的某些范畴描述为“过渡阶级”，这些阶级的存在是同资本主义必然的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几乎等于说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结构。但是一般说来，马克思决不明确地说单纯的两大阶级模式是历史事实，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是错综复杂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以一种“纯粹的”模式为出发点的，即撇开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例如对外贸易、垄断、殖民主义、工会、国家的作用等等，由资本——劳动关系支配一切的模式。在分析过程中，即在三卷《资本论》的整个论述中，由此及彼、由简入繁地引入各种经验的特定的和复杂的特点，从而使这个模式逐渐接近于复杂、丰富、具体和历史规定的资本主义。
　　同时，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为一种制度，一种受生产方式以及私人占有的经济力量同集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支配的整体结构。社会发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的内部矛盾的结果，这个规律是按《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力量两分结构的观点表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便是日益分裂为利益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的阵营”。
　　晚年的马克思，在对自己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反思的同时，逐渐接受文化人类学：社会现实多样化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他在多维视野的分析思考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峡谷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假设。这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曲折性、复杂性的现实发展过程，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路必须用新的多元统一性的思考方式。
　　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发展中，马克思的“多样性社会和现实统一性”的分析方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因为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用简洁明快的一元化社会分层标准深刻地揭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冲突本质，尽管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三个代表”理论对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当代解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要按照马列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要求来建党。经过80年奋斗历程，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共产党改党名，从党章上删去“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提法，我们党仍然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政治决定，其意义

决不能低估。
　　在对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问题分析时，我党依然坚持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阶级分析法，坚持一元及统一性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在21世纪，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工人阶级不仅在质量上将大大提高，在数量上也将大大增加，从而使它的整体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坚持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传统，又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正如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同时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深化，外延正在扩大。“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过去曾把他们看作是大工业生产力的代表，现在我们则更加深刻地认为他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早已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分析中，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同西方某些理论家把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笼统地纳入所谓“中产阶级”范畴，制造“白领”与“蓝领”对立的观念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邓小平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分析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因此，我们今天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具有新的涵义，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旧结论。
　　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看社会阶层，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创新，其过程是复杂的，但也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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