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稳定观

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3]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闹事现象，社会出现动荡。对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1)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在他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说：“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1989年2月，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这样的论述还很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良苦用心。他多次说过，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而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是他最为关心的。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2)稳定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存有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插手中国内政，总是希望我国越乱越好，以便从中牟利。1989年的政治风波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所以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对此，邓小平分析道：“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2]“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2]所以，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3)中国的稳定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文化大革命”。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2]“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　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

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政局稳定。1987年4月，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总结了“两个稳定”的思想：“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2]邓小平多次使用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指的就是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在中国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而其根本就是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但党的领导不能仅仅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而要靠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来保证。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同时，他认为这个领导集体还必须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2)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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