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稳定观
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文革”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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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稳定。如前所述，早在5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国家财政的稳定性。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中观察政治问题，深知政治稳定离不开经济稳定。所谓经济稳定，就是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能滑坡。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过多地影响速度。1990年3月，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2]因此，要敢闯、敢冒，抓住机会，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案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些，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2]他常说，讲究稳妥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变成停滞不前。
(4)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文革”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5)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6)农村稳定。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后来他在1984年10月、1985年4月和1987年6月多次重申“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向来访的客人介绍。
(7)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
一个口号不是在讲空话，它完全是出自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的需要。后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他提出了诸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稳定国际局势的主张。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论邓小平的稳定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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